1929年1月，在得知杨宇霆被枪杀后，在沈阳的孙传芳对人说：“张学良这小子，说着话瞪着眼就把人给宰了，当真是一点儿情面都不会留下。”担心波及自身的孙传芳，很快逃往大连。 1月10日夜，杨宇霆与常荫槐去见张学良时，在帅府的“老虎厅”被枪杀。杨、常之死，是因为杨宇霆和张学良矛盾极深，最终让张学良起了杀心，常荫槐完全是因为当天他和杨宇霆在一起，被顺便除掉了。 杨宇霆是奉系骨干成员之一，自视甚高，张作霖对他非常信任，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也交给他。1926年11月29日，为了应对北伐军，在张宗昌、孙传芳的提议下，以直、鲁、豫、苏、皖、闽、浙、赣、陕、晋、察、热、绥、吉、黑15省名义组织所谓的安国军，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杨宇霆则被任命为安国军参谋总长。 在奉系中，杨宇霆举足轻重，他为人狂傲，一向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在张作霖时期。张学良对于杨宇霆深为不滿，但由于其父的信任他毫无办法。 杨宇霆兼任督办的奉天兵工厂，经费开支占奉系支出第一位，这个兵工厂的事务被杨宇霆牢牢把持。张学良曾在请示张作霖后，另外办了一个迫击炮厂，由其讲武堂同学李宜春担任厂长。这个迫击炮厂规模小所需开支也不多，但杨宇霆在经费上是处处掣肘，引起了张学良的不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的杨宇霆，由于并非老奉系出身，因此长期难以掌握部队。为此杨宇霆处心积虑地运作，不断向张作霖推荐他的日本士官同学进入奉系任职，当时奉军最精锐的部队，是张学良、郭松龄、韩麟春等人指挥的三、四方面军。杨宇霆仗着有张作霖的信任，向三、四方面军下达委任书，派去不少军官，这引起了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反感。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在冯玉祥回师北京的策应下，奉军大胜。此战，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奉军战功很大，可是战后，杨宇霆出任江苏督军，而郭松龄却没有获得想要的一省地盘。杨宇霆到江苏不久，孙传芳起兵吹起反奉号角，杨宇霆迅速兵败，仓惶逃到了奉天。失去江苏地盘让杨宇霆非常沮丧，为了能够再次谋得一省之地，他竭力怂恿张作霖再次出兵江南，而张学良则主张休养生息，两人在军事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矛盾不断加深。 1925年11月，郭松龄率领奉军七万精锐在滦南发布讨伐张作霖的通告，之后挥师出关直逼奉天。虽然最后郭松龄在巨流河兵败，但这次兵变让奉系元气大伤。张作霖甚至一度怀疑张学良参与其中，杨宇霆趁机挑拨，并让张作霖下令立刻处死了被俘的郭松龄夫妇，导致张学良没有来得及营救，这让张学良对杨宇霆产生了极深的怨恨。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后，张学良化装成普通士兵，乘坐火车迅速返回了沈阳，在张作相等人的支持下，迅速稳定了东北局面。当时鉴于东北局势危机，奉系在张作相的领衔下，骨干大都支持张学良，可是杨宇霆却大唱反调，屡屡在公开场合贬低张学良，称其难堪大用。为了缓和矛盾，张学良向杨宇霆示好，让他选择去黑龙江或吉林当督办，但是杨宇霆却骄横地拒绝。 公允地讲，杨宇霆跋扈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性格造成的，他并没有基本部队，和张作相、汤玉麟等奉系老人关系也不融洽，至于他想夺取东北大权的传言，完全是不可信的。杨宇霆和张学良的势同水火，自然被日本人看在眼里，为了扰乱东北以便于火中取栗，日方不断制造话题，进行挑唆。 日本人在沈阳所办的的一家报纸，故意搞了一次东北民意測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在一个表上，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投票。好面子的杨宇霆不知道这是日方的阴谋，反而认为这是宣传他的机会，他派人大量购买报纸，将选票填上自己的名字后寄给报馆。事后，由杨公馆卖出的废报纸居然达数千斤之多。此事被张学良知道后，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东北军退入关外后，地盘和税收大减，由于兵员众多，经费非常紧张，为了紧缩开支，张学良首先将军长以上的将官一律改为军事参议官，成立参议官会议，决定裁减兵员的办法。 由于涉及裁军，因此会议上的讨论都很激烈，每次会议时间也都比较长，张学良当时已经有大烟瘾，因此每次参议官会议开会时，他都不能长时间的坐在会议席上，经常离开。杨宇霆很是不屑，经常在背后对人说：“他（张学良）每天吸食甚多，将来必会自毙。”这样的话传到张学良耳中，只会加深怨恨。 1928年秋，杨宇霆为其父祝寿，这天宾客如云，盛况罕见，连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系都派有代表前来祝贺。 张学良也带着夫人于凤至前来，但是没有想到，杨宇霆对张学良的到来仅仅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当日在寿席上，张学良脸色阴沉，寡言少语，其心中之愤恨难以用语言形容，向来骄傲的张学良何曾受到过这份屈辱。 可以看出，张学良杀杨宇霆绝非一时兴起，而是长期矛盾积攒的结果。杨宇霆被杀后，引起了东北军内部极大震动，有人认为该杀，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罪不至死，不该以如此手段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