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中共领导人进驻北京。扫除了旧社会的卖淫嫖娼的恶瘤。 在北京这座古城中，八大胡同是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地方。这片区域位于北京内城的西南部，包括顺达街、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巷子、王广福斜街等街巷。 这里的妓院形成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经过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北京最大的红灯区。到了1949年，这片区域集中了北京近一半的妓院，成为城市治理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调查统计，当时北京共有妓院230家，登记在册的妓女达1420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在酒店、公园、市场等处流动的暗娼，估计总人数超过2000人。 这些特殊行业主要分布在城区的几个关键位置，形成了固定的经营圈。白天，这些街区看起来和普通街巷并无二致，但入夜后就变成了另一番景象。 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大城市中并非个例。以上海为例，根据1917年的调查显示，每137个居民中就有一名妓女，这个比例在当时的世界主要城市中都是相当惊人的。 大量妓院的存在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隐患。这些场所经常发生打斗事件，成为城市治安的重灾区。 更为严重的是公共卫生问题。当时的妓院环境恶劣，疾病传播频繁，成为各类传染病的温床。医疗记录显示，这些场所是性病传播的主要源头。 这一现象对妇女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大多数妓女都是因贫困或被拐卖而从事这一行业。她们中很多人还背负着高额债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清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妓院问题不仅是一个治安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些场所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阻碍了社会进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将治理社会顽疾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理应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的特点是统一指挥、多部门协作、快速行动。 在行动之前，北京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各个部门派出专门人员，对全市范围内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 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由公安局、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多个部门组成。这支队伍的任务不仅是取缔妓院，更重要的是妥善安置相关人员。 11月21日下午，一场重要的会议在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明确了行动的具体步骤和各部门的分工。 当天晚上，一支由240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开始行动。这支队伍中包括公安干警、妇女工作者和医务人员等。 行动采取了分区包围的方式，重点布控了八大胡同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特定区域。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公安部门在主要街道设置了临时检查点。 行动中特别注意避免引起混乱，工作人员都经过专门培训。他们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注意维护秩序。 在执行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纪律，不允许对妇女采取任何侮辱性行为。 到了第二天凌晨，整个行动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市244家妓院被依法查封，1268名妇女被妥善安置。 行动中，工作人员注意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所有被解救的妇女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和保护。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行动中还安排了医务人员随行。 行动结束后，北京市立即着手善后工作。这包括对被查封场所的处置和人员的安置教育等。 取缔妓院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妇女重返正常生活。北京市政府在原八大胡同的春燕园设立了妇女福利院，开始了系统的教育改造工作。 福利院设置了多个功能区域，包括生活区、学习区、医疗区等。 教育改造工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是基础文化教育。许多妇女由于家庭贫困或其他原因，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连基本的读写能力都没有。 福利院组织了专门的教学队伍，从最基础的识字开始教起。 职业技能培训是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内容。福利院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意愿，开设了多个培训课程。 这些课程包括缝纫、织布、烹饪等实用技能。 心理辅导也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妇女因为过去的经历而产生心理阴影，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福利院聘请了专业的心理辅导员，通过个别谈心和集体辅导等方式，帮助她们走出心理阴影。 在就业安置方面，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些国营工厂和集体企业主动接收这些妇女，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 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收这些妇女。这些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 医疗救助是另一项重要工作。福利院设立了专门的医疗站，配备了医生和护士。 政府还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包括定期检查、突击抽查等方式。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旧行业的死灰复燃。 在法律层面，政府制定了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打击卖淫嫖娼行为的具体措施。这为执法部门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政府还加强了社会道德建设，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新风尚。这种宣传教育覆盖了社会各个层面。 这项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效果是显著的。绝大多数妇女通过教育改造，成功融入了正常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