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四十八师，是原奉系军阀张宗昌十几万部队中待编留下来的一个师，官兵全是北方籍，身强体壮，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抗日情绪很高。 1937年，上海战事正紧张时，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军团之第四十一师和第四十八师的士兵全部抽调出来，补充上海作战伤亡较大的部队。限定班长半数以上、连排长三分之一，以及全部士兵，由营级人员率领，迅速向上海输送。 这两个师被调走了一万多人，留下来的班、排、连长是经过挑选的，也留下了少数年轻力壮而又识字的士兵。 该军成了个空架子后，部队思想波动很大，有的人请求到前线去抗日;有的偷偷追赶上船;有的甚至由沙市坐交通汽车赶到武汉。很多人哭哭啼啼地说:“我们也是国家的军人，为什么不要我们去上海抗日！” 但是，部队还要存在下去，以后的部队还要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老兵抽走以后，很快地接收了新兵，来一批就训练一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军奉命到河北保定参加抗战。虽然兵员还未补足，训练的时间又不够，但官兵还是乐于上前线杀敌。 部队在湖北沙市临上船时，又接收了几百个新兵。他们在船上换上军装，领取枪支弹药，学习怎样装退子弹，怎样瞄准射击，怎样投掷手榴弹。 当船到达武汉时，任务突然改变，由武汉直开南京保卫首都。第四十一师先出发，等第四十八师到南京时，第四十一师在栖霞山地区已同日军接触好几天了。 第四十八师是十二月八日在南京煤炭港登陆，占领了尧化门一带阵地。这时，第四十一师也奉命从栖霞山撤守乌龙山要塞。第四十八师的左翼是第四十一师，右翼是装备较好的桂永清的教导总队。 从乌龙山到紫金山一线的阵地，尧化门是战略要点，负责这里守备的主要是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浚。 第一四四旅的新兵在老战士的影响下，在战斗中打出了一些经验，战场表现不错。 有一次，第二八八团曹毅团长发现阵地右前方有三十多辆敌人的坦克开来，并尾随着很多步兵。韩浚也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这一情况，当即命令曹毅，集中一部分轻重机枪和集束手弹榴，以一连以上的兵力隐蔽在敌人必须经过的小森林内，进行伏击。 当敌人走进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种武器一齐发动，敌人的坦克有的被炸毁了，有的被打翻了，有的调头向后逃跑，把自己的前进部队冲得七零八落，一时间尸横遍野。战斗结束后，第二八八缴获了几辆坦克，可是无法开动，只好把它们炸毁。 还有一次，敌人攻击得最紧张时，韩浚亲临阵地，只觉得似乎有一股力量推了他一下，结果手上拿的棍子炸断了，贴身的望远镜也炸坏了，而他很幸运并未受伤。 经过几天的战斗，尧化门阵地虽然还在第一四四旅手中，但各团伤亡很大。第二八八团原有士兵ー千人以上，最后只剩下六百多人;第二八七团伤亡接近一千人，赵我华团长受了重伤。 本来，尧化门的守备任务是由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二旅和一四四旅共同承担的，可是第一四二旅在南京保卫战中，并没有全部参战。原因就出在师长徐继武身上。 徐继武是当年“临城劫案”的参与者。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由津浦路北上的一列客车，在山东临城站附近遭土匪头子孙美瑶劫持。乘客二百余人，包括外侨二十六人（其中有著名的密勒氏报记者鲍威尔），除少数逃脱外，全被匪绑架圈禁。 此案震惊中外，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抗议。北京政府派代表与土匪几经谈判，至六月中旬始获和平解决。随后，这批劫车土匪被北京政府收编为山东新编旅，摇身一变成了官兵。 徐继武就是孙美瑶下面的二等头目。后来，徐在张宗昌部队中当了营长，打仗非常勇敢，在团长任内与冯玉祥部在南口作战，光着膀子冲锋陷阵。但是，他当旅长以后便胆小如鼠，与当团、营长时判若两人。 第四十八师于十二月八日登陆后，即同敌军开始接触。徐继武控制着第一四二旅，在远离阵地的一个小森林中，同身边的卫士打麻将消遣。作战指挥由参谋长担任，而参谋长也仅仅每隔一小时从电话里询问战情而已。直到徐继武知道第一四四旅伤亡很大时，才派了一个团由韩浚指挥。 第一四四旅在进入阵地后与友军教导总队协同很好，双方经常联系，交换情报。可是到了第五天，第一四四旅右侧方敌军攻得很紧，这才发现教导总队已经不声不响地撤走了。第一四四旅两面受敌，伤亡更大。 第一四四旅由于新兵多，战时盲目射击，弹药消耗很大。而他们弹补充点指定在南京城内，军部、师部领粮弹的军需人员有去无回;电报、电话不通，城里的情况及各友军战斗的情况全不知道；派赴各方面的联络参谋也无人回报。 当第一四四旅的弹药快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散兵传来敌军攻进南京城的坏消息，使他们更感孤军作战之苦。 后来，经徐源泉军长决定，全军于十二月十三日从周家沙、黄泥荡两码头渡江，撤离了南京战场，经安微返回湖北。（图片：韩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