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3日，孙殿英对文强、荆宪生说：“我们被日本人包围了，不投降也得投降，否则玉石俱焚，不知要死多少人！请二位马上致电洛阳、重庆，说我孙殿英是迫不得已，不能不出此下策。有朝一日，我仍将报效。” 文强是重庆军统局本部派到孙殿英军部的少将联络官，荆宪生是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派到孙殿英部的工作团长荆宪生。因此，孙殿英让文强、荆宪生分别给重庆、洛阳发电报。 荆宪生不了解孙殿英的底细，竟被他感动了，当即表态说：“奉蒋长官命，我带到山上的五百多人，全仗孙军长的掩护保险。不如此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 文强这时已没有什么可说。眼看着孙殿英要将部队带着投降。这时，孙殿英相信文强等人已被迫就范了，便叫出秘书李国安，交给他一个一尺多长的纸筒，叫他去与日军联络，并特别嘱咐说：“识别联络的东西在纸筒里。” 李国安要走时，孙殿英又补充说：“快去快回，对日本人只说我在山上，不要说我在这个村庄里。” 文强在一旁听着，认为若不是事先已有密约，哪来的联络识别物呢？要投降了还不暴露自己的驻地，可见狡猾的孙殿英还在打算讨价还价。李国安打着白旗，抱着纸筒，骑了一匹马出村东后，孙殿英像安心了一样松了一口气，他高兴地走到文强面前说：“老弟尽管放心，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孙殿英瞥见文强胸前别着一枚军委会的梅花形证章，不由分说便伸手摘下来扔到窗外去了。然后说：“日本人来了不要怕，你们的人员都算是在我部队中服务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文强和荆宪生默默无语，无言可对。文强抽了个空子把荆宪生叫到一旁，问他有何打算。荆宪生显得十分茫然，只说有孙殿英保护他很放心。文强感到此人不足为谋，便决定撇开他自作打算。 趁孙殿英十分疲乏时，文强佯称要到上村去看看晚间走散了的那些随行人员，并休息一下。上村距离不到半里，可随叫随到。孙殿英没有反对，并说上村军部人员不少，安全没有问题。 让文强没有想到的是，他刚一离开，孙殿英就叫部下给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少将参谋、挂名新五军副军长的康祥发出了一封电报，称：“所余部队无多，死亦不可，走亦不可，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孙殿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片刻间就把率部投降的责任推到了文强头上。 文强去上村途中，恰好遇到手下的爆破队长陈仙洲骑着马来了，陈仙洲裹着棉大衣，满脸病容，一见文强便说：“我病了，部队隐蔽在山沟里，日本兵已合围，活动范围不到四五里。孙殿英的部队早就不打了，竖起了白旗。这是怎么回事？” 文强赶紧把陈仙洲拉下马来，密告了发生的一切，然后叫他随着去上村，悄悄叫上那些失散的随行人员，迅速穿过两道山沟，向陈仙洲的部队靠拢。到了陈部隐蔽地，他们立即布置了警戒，并商定到太阳偏西时向西南方向突围。 刚把一切布置停当，便听到隔一条山沟有人高喊：“文高参在哪里？军长有请，军长要出发了！有人看到文高参没有？”一时人声嘈杂，十分混乱。文强叫陈仙洲派人也照此向对方高喊。使那些喊叫的人以为文强不在这边。 文强躲在树荫下，看到孙殿英的卫士排沿着山沟乱窜乱喊，还看到孙殿英本人也骑在那匹高头大白马上，一边高喊着，一边往村东急急奔去。下午5点半左右，由于庞炳勋所部四十军的一大队骡马在山沟里乱窜，被日军发现了陈仙洲隐蔽部队的目标，飞来一群日机轰炸扫射，炸得正集结准备突围的部队四下溃逃。这一来，文强与陈仙洲又失去联系。 文强身边有三个卫士被炸死，其他随行人员随他急向西南方向突围。突围途中，文强忽然想起手提皮包中还有一封庞炳勋要他转交重庆的密电码本，他怕自己万一中弹，这些东西被日军拿去，便赶紧取出来，撕成碎片，随风吹散。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趁着越来越浓的暮色，冲过了几道山沟，在一座山头上的灌木丛中隐蔽下来。一清点人数，只剩下了紧紧跟随他的副官李锡年等9人。 这时已是暮霭四合，周围的枪声稀疏了，但从高处看去，四下里到处是火光，他们还在日军包围中，并未脱离危险。看着一行人精疲力竭，倒地不起的样子，李锡年向文强建议，不再冒险奔逃，先在这里休息一夜，到天明再说。文强同意了他的意见。24日清晨，文强发现日军不但没有撤除包围，还正在开始集结队伍准备搜山。 李锡年去寻找食物和打探情况，竟找来一个名叫张懋臣的山西人，张懋臣原在四十军当谍报队长，因日军扫荡厉害，奉命疏散，他带着家小藏进了一处窑洞。张懋臣带着老婆孩子躲在两个窑洞里。他愿意让一个窑洞出来给文强等人藏身，并分给他们两天的食物和水。文强等人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法可想，见张懋臣十分恳切，也就接受了他的邀请，住进了窑洞。在窑洞里躲了一个星期，吃的没有了，他们只得找山楂树叶来充饥。好在后来几天接连是大雨浓雾，日军没有到他们住地附近来搜查。 几天后，趁着大雨之际日军包围圈出现缺口，文强一行成功突围，辗转来到洛阳，向蒋鼎文汇报孙殿英投敌等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