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云南的卢汉决定起义并积极扩编保安部队，他公开号召：凡招兵40人以上者当排长，招兵百人以上者当连长，招得300人以上者当营长，招得千人以上者当团长。 就这样，卢汉迅速将成排、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的兵招集拢来。比如弥勒县竹园坝人赵永贵（又名赵毅侯）原在滇军里当连长，后因故离职回乡，在卢汉号召招兵后，他招得1000多人，卢汉给他编成保安第十六团，委任赵永贵当团长，又如陆良县的孙昆、路南县的金之琛各招得新兵四五百人，卢汉给他们都编成营。孙、金二人都当了营长。 此外，卢汉利用当时五三兵工厂经费困难，蒋介石酝酿将该厂搬到台湾，卢汉派人（在地下党支持下）策动职工开展护厂运动，给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劝导职工表示不愿搬到台湾，并鼓励职工日夜加班制造机步枪和小口径迫击炮，以装备新编部队。 同时，卢汉一面派小舅子龙泽汇多次与解放军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并运送械弹及医疗药品等支援滇桂黔边区纵队；另一面应付蒋介石，却又虚张声势，扬言进攻边纵，但又暗通军情，给他们有闪避的时间。 为了壮大反蒋声势，卢汉在8月间派卓立秘密入川，去找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进行磋商联系共同反蒋，并交换了秘密联系的密电本等措施，所以刘、邓、潘三人于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与卢汉相呼应同时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这些准备措施外，为了万无一失，卢汉还派宋一痕秘密到北平请示云南起义事宜，宋一痕带回了指示：在解放军不能直接支援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云南遭受破坏。卢汉这些深谋远虑的准备工作，在香港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却是不知道的，结果闹出了一场风波。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新闻记者，他兴高采烈毫不忌讳的谈话，却过早暴露了云南起义的活动，甚至宣布云南即将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龙云还派了几个代表来昆明直接催促卢汉起义，这些人来到昆明满以为万事俱备，只要卢汉一声令下，起义之功便可告成。他们在昆明探亲访友，毫无警惕，有意无意总要表示自己策动卢汉的功劳。 有一个叫袁仲虎的，他知道龙云直接策动卢汉起义的消息后，也就随口议论，大肆渲染，于是街谈巷议。卢汉对此很是恼闷，曾说：“老主席（指龙云）在香港发表谈话不费力，可给我穿夹脚鞋了。” 这引起了大风波，代总统李宗仁为了抢占云南这块地盘，在广州与当时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商量决定，决定派遣亲桂系的鲁道源兵团入滇改组云南省府，并允诺平定滇局后，即以鲁道源为云南省府主席。蒋介石在台湾则顾虑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事情就会更不好办了。于是由台湾经广州到重庆，与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策划解决云南问题，他们一面增派李弥第八军和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别由四川泸州和贵州压入云南，一面尽力抚慰卢汉，给他增发一些特殊支费。 卢汉清楚云南地方力量不足，距离解放军又远，万一打起来，地方遭受损失，左思右想，权衡得，只得请张群向蒋介石说好话疏解，一面表示同意萧毅肃来昆明督察，以余程万第二十六军为主力，以陇生文保安第一旅为配属的部队“进剿”边纵（暗中又将“进剿”计划通知边纵）；一面又以“在安定中求进步”为号召，以安民心。 1949年8月16日下午，卢汉打电话要宪兵团长王栩到卢公馆接受命令，王栩于当日下午3时到卢公馆，卢汉在手令上签字后递给王栩，并说：“现在昆明地区传言很多，弄得人心惶惶，影响治安，传布最力的是袁仲虎，现在决定由宪兵团派兵逮捕归案究办。” 王栩接受命令回到团部，便与副团长董维翰商量逮捕办法。当时王栩和董维翰认为袁仲虎是云南军政界的知名人士，卢汉要逮捕他，无非借此表示云南并不让龙云牵着鼻子走，而是要在安定中求进步。 最后，王栩亲率曾继高（第三营副营长暂调团部警务室工作）带两名军士坐车到袁家逮捕袁仲虎。到了袁家，王栩将卢汉的手令给袁仲虎看了，请他到宪兵团部听候处理。 袁仲虎看了卢汉手令后，面不改色心不慌地冷笑着说：“我传布什么？龙云在香港发表谈话说策动云南起义是事实，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龙云还派人来昆明催促卢汉起义，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谁不知晓，拿我来当替罪羊，我是不服气的。” 说到这里，袁仲虎显得有些激动，拍拍胸膛说：“我和你们到宪兵团，看他卢汉要怎样来整我。”袁仲虎的夫人很着急，规劝袁仲虎不要乱说话了，免得惹来麻烦。 最后，袁仲虎夫人也和丈夫同车到宪兵团部，袁仲虎把两人安置在团部军械室的一间空房里。当天夜里，袁仲虎就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寄给何应钦，信上主要说他被人诬告传布云南起义，卢汉不问青红皂白，竟下令给宪兵团逮捕他，他实是受冤枉的，请求何应钦设法营救他。 王栩把信送给卢汉看了之后，卢汉说可以交邮局寄出。十几天后，卢汉下令释放袁仲虎。一场由龙云引起的风波，被卢汉在表面上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