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7日，国民党浙江民政厅长杜伟赶到陈仪家中，急切地问:“报纸刊登你被免职了，你辞过职没有？”陈仪双手一摊说: “没有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想不到连累了你们。” 就在几天前，当蒋介石在溪口看到毛人凤专程送来的陈仪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亲笔信及陈仪亲笔开列的五项起义条款等“证据”后，大发雷霆，立即致电汤恩伯，对其“忠心”表示嘉勉，嘱其在军事上作好部署，并提出继任浙江省主席的人选。 经过反复磋商，蒋介石决定以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浙江警备司令周喦继任浙江省主席。一切内定以后，蒋介石即致电在广州的行政院院长孙科，要孙科以行政院的名义下令免去陈仪的一切职务。 就在17日的当晚，胡允恭代表地下党又冒着风险，再一次登门看望陈仪，劝说:“陈先生，你看果然出事了！广州的行政院，唯老蒋之命是从，说明汤恩伯已将你出卖，向老蒋告了密。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能再怀疑了。当务之急是你赶快设法走吧，乘飞机过江已不可能，转入地下或去根据地如何?” 但直到此时，陈仪还坚信汤恩伯不会出卖自己，他对胡允恭说:“刚才我和恩伯通过电话，他说此事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请我迅速移交后,到上海详谈。” 陈仪还说:“老蒋日暮途穷，各省主席都要换有实力的军人，江西沈主席，福建李主席，都是最近免职的，何足为奇呢!” ? 胡允恭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陈仪道别，他心中有一种预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但陈仪仍表现得较为坦然，他叮嘱胡允恭说:“你回上海后，可选一个风雨较大的早晨,与真如（陈铭枢）一同到我家谈谈。”可见，当时的陈仪心中仍念念不忘反蒋大事，对面临的险恶处境没 有足够的应变准备。 ? 陈仪派外甥丁名楠前往上海和汤恩伯联络，丁名楠从报上看到陈仪被免职的消息后，急忙赶到蒲石路汤恩伯家中，问汤恩伯说:“浙江省府改组，舅舅下了台，这和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事有没有关系?” 汤恩伯连声回答:“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先生（指陈仪）早上已来电话，交卸后即来上海，届时我们再面商一切。” ? 丁名楠回到陈仪在上海的寓所后，又打电话到杭州，向陈仪请示下一步行动。陈仪坦然地说：“我就要回上海，你就在上海等我来了详谈。”陈仪的过分自信，对汤恩伯的无条件相信，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虽然17日的报纸已公布陈仪被免职的消息，当天上午他仍和往常一样驱车到省府大楼办公。在办公室，陈仪接到蒋经国从溪口打来的电话。蒋经国故作惊讶地问陈仪:“免去省主席是怎么回事?” 陈仪心中有气，冷冷地回答:“此事我事先一无所知。” 蒋经国讲了一些慰问的话语，并热情邀请陈仪到溪口休息。蒋介石也假惺惺地通过汤恩伯给陈仪发来一份电报: 汤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请来溪口一谈。 陈仪把蒋的来电束之高阁,不予置理。 ? 18日上午，陈仪在寓所接见了前来辞行的亲信侯定远， 侯定远说:“我已辞去保警总队长职务，日内即可移交清楚。” 陈仪听了点头说:“我下台你也不干了，这样也好。我办完移交即回上海家中，你赶紧办完移交手续，到上海找我，我还有事情要请你帮忙，希望在杭州不要耽搁。”显然，陈仪此时仍深信策反汤恩伯起义的机密尚未泄露，他还有许多有关反蒋起义的事情要做。 保密局浙江站根据局长毛人凤的指示，在陈仪免职后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杭州所有车站、码头及飞机场都暗地派人看守,以防陈仪出逃。当有人将此情况报告陈仪时,他低头不语,沉默良久。 2月21日上午，在浙江省府大礼堂举行新旧省主席交接仪式，陈仪致告别词说:“我这次到浙江主政前后8个月，本想以有生之年为桑梓服务，不料风云变幻，世事莫测，夙愿难偿，无颜对乡亲父老，也愧对各位同仁，请大家多多见谅！” 新任省主席周喦在讲话中，对陈仪推崇备至,说了不少恭维的话。仪式十分简单，许多公务人员的心情也颇为沉重，他们对这位心地厚道、办事认真、自奉廉洁的省主席，从内心深感钦佩，现在突然就要离去，无不产生恋恋不舍之情。 22日早晨，准备回福州的原浙江省府委员钱履周赶到陈仪家中告辞，极力劝说:“上海不可久住,最好躲避一下,去香港暂住。” 陈仪说:“我也知道要换一个地方住，但旅费和生活费都得张罗，一时还走不动。” 这是陈仪最后一次逃离的机会，可是他还是过于固执和大意了。第二天，特务头子毛森气势汹汹地带着二十多个特务及大队宪兵来到了陈仪家中，至此，陈仪失去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