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英俊才子潘赞化到芜湖做官。当地富商为了巴结他，把青楼雏妓潘玉良送给他邀宠。玉良弹了支小曲，把潘赞化迷得神魂颠倒。这天晚上，玉良姑娘敲开了潘赞化的房门，含羞带怯地说明来意，没想到潘赞化这样做。 潘玉良的故事堪称民国女性主义的传奇。她是少数在男权社会中敢于表达女性自由意志的女画家，而她的裸体画作，既大方又坦荡，与色情和欲望无关。很多不了解潘玉良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样一位民国才女一定有如林徽因、陆小曼、杨绛那般显赫的家世，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并没有享受到这类家庭的优越条件，相反，潘玉良的人生可谓是从尘埃中崛起的传奇。 她出身底层，小时候便成了孤儿，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辛的少年时代。年幼时，她被舅舅卖到妓院，成为歌妓。然而，尽管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她并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压迫。她保持着自己的贞洁，且并未放弃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潘玉良的命运在遇到一位名叫潘赞化的男人后开始发生转变，他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1937年，潘玉良再次回到法国，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她决心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决定与那些带有偏见的世人保持距离，而是选择通过绘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她不再依赖他人眼中的评价，而是开始全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将自己的人生寄托于画笔之下，去表达属于她自己的自由与自我。 她的作品《红衣自画像》创作于1945年，是潘玉良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画中的她，右肘倚窗，目光斜视，脸上带着一丝不屑。这幅作品标志着她不再刻意去美化自己，而是将最真实的自我展现出来。尽管画中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忧愁，但那种情绪已经不再来自男性或者外界对她的审视，而是她作为女性，主动发声、诉说自我的一种表达。 一九一二年春天，新任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来到芜湖上任。这位年轻有为的才子，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当时难得的开明知识分子。当地富商为了讨好这位新上任的官员，特意在饭局上安排了潘玉良献艺。 那天的宴会上，潘玉良抱着琵琶出现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当她的手指拨动琵琶弦，轻轻唱起《卜算子》时，整个厅堂都安静了下来。这首曲子婉转动人，道尽了她这些年的心酸。坐在上席的潘赞化，也是个自幼失怙的可怜人，听着这曲子，不禁为之动容。 当晚，按照当地富商的安排，潘玉良被送到了潘赞化的住处。这本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色交易，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潘赞化并未按常理出牌。他没有留下潘玉良，而是表示第二天要带她游览芜湖。 这一天里，潘赞化待她彬彬有礼，与平日里那些轻贱风尘女子的客人大不相同。他们同乘一艘小船，游览芜湖的山水，谈论诗词文章。潘赞化发现这个烟花女子不仅琴艺了得，还能认得不少字，时常能对答如流，这让他颇感惊讶。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潘赞化欣赏她的勤奋好学，也惊叹于她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最终，他决定娶她为妾。婚后，两人搬到了上海居住。一九一八年，在洪野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凭借着出色的绘画天赋和刻苦努力，她成功考入该校，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之一。 1921年8月，潘赞化送潘玉良登上开往法国的船，依依惜别后，潘玉良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艺术的道路。她虽然生活清贫，但对艺术的热爱从未动摇，常常画到凌晨，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虔诚。通过不懈努力，她先后成为了徐悲鸿、方君璧的同学，并在1925年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之后她的作品入选意大利国家级展览，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受邀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位女性西画系领导者。此后，她又受邀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开始了将自己才华回报祖国的道路。徐悲鸿曾说：“我们中国画的振兴，我们这些男子都没有做到，需要像潘玉良这样的一个巾帼女士才能完成。” 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其中《浮山古刹》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关注，刘海粟在展览中评价道：“这座古刹画得惟妙惟肖，作者西画功底坚实，技巧纯熟，意境也很不错。但我不喜欢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艺术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绘画艺术。”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潘玉良，于是她决定走遍中国各地，拜访名师，吸取更多的艺术养分。她拜访了石涛、八大、沈石田等古代画家，也学习了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近代名家的技法，最终在百家之长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她的作品《瘦西湖之晨》和《白荡湖》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获得了艺术界的高度评价。徐悲鸿曾表示：“在中国画坛，能够称得上画家的人不过三人，其中一个就是潘玉良。”然而，她身为小妾、不良出身的标签始终成为反对她的借口，许多人利用这些来打压她的教育理念和艺术成就。 1937年，潘玉良再次离开祖国，前往欧洲继续游学，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行。1994年，潘玉良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画魂》，由巩俐和尔冬升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