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宁夏姑娘耿兰俊，做了国内首例“女变男”的手术，当男性器官被植入身体后，他很是激动，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他预料之外。 电影《丹麦女孩》讲述了画家艾纳的故事，当艾纳穿上女装时，内心的女性人格逐渐觉醒，并且开始厌恶自己作为男性的身体。在妻子的支持下，艾纳决定进行世界上第一例变性手术，试图以女性身份生活。 这个故事改编自世界上首位变性人艾纳·韦格纳的真实经历。20世纪30年代，艾纳展现出与世俗抗争的勇气，追求自我认知的道路，最终实现了从“他”到“她”的转变。尽管手术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开创了跨性别医疗的先河，为后来的变性手术奠定了基础。 像艾纳这样的个体，生理性别与自我认知性别不一致的人，通常被称为“跨性别者”。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调查，亚太地区约有千分之三的人群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存在困惑。以此推算，14亿中国人中，约有400万跨性别者。 然而，在社会中，他们常常面临着歧视和污名化，不仅忍受着来自他人的异样目光，还常常受到恶意评价，例如“人妖”、“变态”、“大男人穿裙子像什么”等等。这些标签和偏见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变性手术的探索始于上世纪初，维也纳医生尤根·斯登拉克于1912年在柏林进行了首例不完全的女变男性别重置手术。此后，变性手术逐渐风靡全球，性别重置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变性手术虽然为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但它并非所有跨性别者的必经之路。 对于那些因性别特征感到痛苦的人，医生通常会建议他们先尝试激素治疗，看看是否能够改变这种不适感。2005年，宁夏的耿兰俊成为国内首位进行“女变男”手术的案例。手术后，耿兰俊将男性器官植入体内，并为此感到非常激动，然而，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他的预料。 200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厦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耿兰俊站在镜子前，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这一刻，他终于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成为中国首例公开身份的女变男手术接受者。镜中的面容依稀能看出往日的轮廓，但身体的改变却让他感到无比新奇。这种新奇背后，还带着些许忐忑，因为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一段前所未有的人生旅程。 手术后的康复期间，医生反复叮嘱要注意身体状况。作为首例公开的女变男手术者，医院对他的恢复情况格外关注。但比起身体的调养，更具挑战性的是接踵而来的各种现实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份认定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纸文书这么简单。在2005年的中国，变性手术后的身份认定还没有太多先例可循，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 从派出所到民政部门，从工作单位到社保机构，每到一处都要详细解释情况。有时甚至需要出示医院证明，才能证实自己确实经历了这样的改变。这个过程既繁琐又令人疲惫，因为每解释一次，就要面对一次异样的目光。 社会关系的重建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本熟悉的环境因为身份的改变而变得陌生。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反应各不相同。有人选择默默退避，保持距离；有人则表现出过分的好奇，这些都让耿兰俊感到不适。 他开始思考是否要换一个新环境重新开始，但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做出。最难处理的或许是家庭关系。虽然手术前已经和家人进行了沟通，但真正经历这个改变后，家人的接受过程仍然漫长。 跨性别者从首次就诊精神科到获得变性手术的诊断证明，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他们需要提交所有相关材料，并通过伦理审核，才能正式进行手术。对于一些跨性别者来说，取得父母的同意是一大难关。根据调查显示，约九成家庭无法接受孩子的跨性别身份。 许多家长在得知孩子想要变性时，认为这是“病”或“被外界带坏了”，于是采取种种极端手段，甚至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进行家暴或送孩子去非正规诊所接受所谓的“扭转治疗”。即便在无法获得家人支持的情况下，一些跨性别者依然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寻求手术。 例如，20岁的罗月（化名）为了摆脱男性身份，自己找到一个小诊所进行变性手术。不幸的是，手术中出现了意外，缝合线断裂，伤口无法愈合，疼痛难忍。2011年，张浩（化名）也在网聊群里遇到一位可以为他做变性手术的人。最终，张浩在浦东某旅馆进行手术时，由于医生离开去买物品，他自己动手切开睾丸，导致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张浩失去了生育能力。 变性手术不仅是一项艰难的生理改变，术后恢复期也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许多变性手术患者需要长期、大量地服用性激素来调节体内激素水平，以帮助他们保持女性的形态。然而，长期服用雌性激素会打乱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影响新陈代谢，并可能导致多种健康问题。据统计，超过40%的跨性别者曾尝试自杀，整个跨性别群体的自杀率是顺性别者的13倍。 像河莉秀、金星等成功的变性人，能够幸福地生活，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强大的内心和顽强的适应能力。变性手术为一部分跨性别者提供了解脱痛苦的希望，但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家庭、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何平衡这些问题，依然是医学、社会和法律领域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