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72岁的陈永贵走到生命的最后边缘，他掏出一张破破烂烂的存折，对老伴说：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全部交党费！ 1985年初，北京医院传来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72岁的陈永贵被确诊患上了肺癌。医生说病情发现得还算及时，如果积极治疗，仍有康复的希望。 但这位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老人却坚定地摇了摇头，他说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已经够了，不能再让国家为他浪费钱。 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陈永贵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已经有些褪色的存折，上面记录着他一生的积蓄：8365元。这笔钱中有3000元是土改时房屋作价给集体换来的，其余都是他和老伴儿宋玉林几十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 ＂这些钱全部交党费。＂陈永贵对老伴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坚定。宋玉林静静地看了一会存折，轻声说：＂你把这钱全部交党费，我支持，因为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但是你想过没有，小儿子还在上大学，他的学费从哪里来？＂ 经过再三思考，这位一生为民、为党、为国的老人最终同意只交一半党费，剩下的留给儿子陈明亮继续求学。 这位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人，一生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1975年，当周总理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北京时，陈永贵婉拒了。他坚持在大寨领工分，每天工分值才一元五角。 在北京工作期间，陈永贵的生活并不宽裕。他需要用这点微薄的收入养活五口之家，还要支付三个学生的学费，有时还要接济来访的老乡。他的粮食仍然从大寨供应，老伴不得不先到县粮食局换成粮票，一斤只能换九两，再辗转带到北京。 后来，考虑到陈永贵经常要外出开会，山西省委每月给他补助100元，国务院也每天补助1.2元。但在接受了国务院补助后，他立即退掉了在大寨的工分。就这样，这位国务院副总理的月收入总共只有136元。 在中南海工作时，陈永贵常常感到不习惯。他想打扫卫生时，警卫员会抢着干；他关掉不必要的走廊灯，服务员又会重新打开。渐渐地，他发现自己总是被工作人员围绕着，越来越难以接触群众。 1952年，陈永贵当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时，大寨还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这里的土地虽有700多亩，但都被沟壑纵横的山梁割裂得支离破碎，东一块西一块。 当时的大寨，粮食亩产仅有200斤，村民们常年吃不饱饭。水资源极度匮乏，人畜饮水都成问题，每逢暴雨，山洪爆发，农民们辛苦耕种一年的收成就会付之东流。 面对这样的困境，陈永贵带领村民们开办了合作社，集中力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最早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们当年就获得了丰收，这个成功的经验很快吸引了更多村民加入。 1963年，大寨遭遇了特大洪水，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家园被冲垮，好不容易修建的梯田也遭到严重破坏。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得知情况后，准备调拨救济粮。 但陈永贵召集社员们开会后，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拒绝接受任何救济和补助。在他的带领下，大寨人苦干半年，不仅重建了家园，还实现了粮食增产，平均亩产达到了700多斤。 这个奇迹很快传到了北京。1964年初，《人民日报》刊载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这份报道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 同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特意邀请了陈永贵。在宴会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陈永贵说：＂五十而知天命。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句话给陈永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当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工作法。他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毛主席不仅批准了这个请求，还特别表扬了陈永贵的创新精神。 在中央工作期间，陈永贵从不以领导自居。他经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永远都是农民，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握着老伴的手，虚弱但坚定地说出了＂我不枉活这一世，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这句话。 两天后，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但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骨灰最终被安葬在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 早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陈永贵就常常说起要回到大寨。在一次回乡视察时，他站在虎头山上对身边的人说，希望死后能葬在这里，这样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他生前留下的那笔4000多元党费，成为了他对党忠诚的最后见证。这笔钱虽然数目不大，但对于一个靠工分生活的老党员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在父亲去世后不久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但是因为家里没有积蓄，他只能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父亲留给他的那部分存款，成为了他完成学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