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毛主席诞辰85周年时，谭震林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被扣发后，他生气道：“文章可以修改，但基本观点不能动……”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变革的年份。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国上下都在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前进。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毛泽东主席的85周年诞辰。尽管时代已然改变，毛主席在很多人心中仍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谭震林，这位老革命家，在抗日战争和长征中与毛主席肝胆相照，是毛主席的密切战友与朋友。此时他已是岁数颇高，但思想依旧炽热。 为了纪念这位伟人，《红旗》杂志社决定发表一篇特稿，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谭震林。在编辑们的一致推荐下，谭震林被选中为这次特别的纪念写下回忆文章。谭震林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他视这为表达对老领袖深厚怀念的最好方式。在炎热的北京夏日，他关上书房的门，开始了长达数周的写作。在黄色的灯光下，他的笔尖飞快地在纸上舞动，一页页的稿纸记录着他与毛主席的往事。 文章细致回忆了谭震林从井冈山的战火到延安的策略会议中与毛主席的种种往来。文章中不仅有对毛主席政治智慧的赞颂，更有两人间的私人轶事，这些故事展示了毛主席不为人知的一面——温情、幽默，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执着。稿件完成后，谭震林个人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他认为这些内容能让读者从新的角度理解毛主席的人格魅力。 当这篇满载深情的文章提交给杂志社时，编辑们却陷入了困境。文章虽好，但其中一些观点和形容与当时社会导向有所不合，编辑担心文章一旦发表，可能会引起政治敏感的风波。面对这种情况，编辑们请求谭震林做出修改，希望他能删减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 对此，谭震林坚决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肃，甚至有些愤怒。“如果你们说这篇文章选的故事不好，那我可以改，”谭震林在编辑面前坚定地说，“但是我的基本观点绝不可以动。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挚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血。”编辑们对此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既不想违背一个老革命的意志，也不敢贸然发表可能带来风险的文章。 在谭震林的文章送到《红旗》杂志社后，编辑部的空气中仿佛凝固了一般。编辑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阅这篇文章，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他们都在权衡它们可能带来的后果。文章本身的文采无可挑剔，谭震林的笔触既真挚又深刻，但正是这种深刻，让编辑们感到忧虑。一些表述可能被视为对现行政策的不满，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极易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编辑部内部开了几次会议，讨论是否可以将文章以某种修改后的形式发表。每个人都明白，面对这样一位资深的老革命，他们无权也不愿意剥夺他表达思想的自由。然而，出版社作为一个单位，还必须考虑到外界的反应和可能承受的政治压力。 最后，主编做了一个决定，这篇文章需要上报给更高层的领导，由他们来决定是否可以发表。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步骤，但考虑到文章的特殊性和潜在的影响，这似乎是最合适的方法。 文章被密封在一个红色文件夹里，通过一条安全的渠道，送到了中央领导的办公室。 当文章放在邓公的桌面上时，他正忙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接过文件，略带好奇地翻开。谭震林的文字不仅仅是对毛主席的回忆，更是对过去斗争岁月的一种缅怀，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邓公在文件上批示了几个字：“发表此文，让思想碰撞，观念更新。”他的这一决定很快被传达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们对这一决定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振奋。在中国，领导的一句话往往决定了很多事情的走向，邓小平的支持无疑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 文章在杂志末尾以特稿的形式发表，附带了一篇编者按，说明这是一篇表达个人观点和情感的文章，希望读者能从更广的角度去理解和思考。这篇特稿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同的人对文章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都赞扬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 谭震林的文章，以及随后的公开讨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人们开始更加开放地讨论历史、文化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谭震林而言，他的坚持不仅维护了个人的尊严和信念，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