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豫东专员韦孝儒正在熟睡，忽然四个蒙面大汉闯入他的房间，用枪抵住了他的脑袋。半个月后，蒋鼎文派保安部队在一个枯井中挖出六具尸体，个个都手背反绑。由于尸首还没腐烂，很快辨认出其中的韦孝儒。 岳飞曾言，文官不贪财，武将不畏死，天下自然太平。相比那些在抗战中畏缩避战的国民党将领，韦孝儒无疑是一位既清廉又敢于抗日的文官。韦孝儒是河南杞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反清活动，后从北京大学毕业并成为国民党党员。按理说，他的人生轨迹应与战场无关。然而，兰封会战的惨败让他的家乡杞县沦陷。日军实施“三光政策”，使当地百姓遭受空前浩劫，数千无辜者惨死。 听闻家乡惨状，韦孝儒怒不可遏。他决定投笔从戎，尽己所能驱逐侵略者。没有任何军事背景的他，凭借在河南的威望，迅速招募了五千多人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经过他严格训练，战斗力极为出色，曾六次成功击退日军对圉镇的进攻。随着日军主力转移，韦孝儒抓住时机，率部对留守的少量日伪军发动猛攻，仅数日之内便收复多地。这一系列行动让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程潜甚至感慨，未曾想一介文官竟能如此卓越。 因战功卓著，韦孝儒不仅获得两万大洋赏赐，还被升任为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管辖八个县城。更重要的是，他与河南另一位重要军政人物刘茂恩建立了深厚关系。刘茂恩本为河南大军阀刘镇华的弟弟，曾因投靠阎锡山而任河南省主席。 后来，因战局变化，在韦孝儒的协调下，刘茂恩转投蒋介石麾下，抗战期间升任集团军司令，驻守中条山，为韦孝儒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这些条件并未让他滋生骄奢淫逸的官场恶习。他以读书人特有的风骨为本，品行端正，嫉恶如仇，即便面对杀人如麻的军统特务，他亦坦然无惧。 1942年的冬夜，洛阳城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复旦中学的校园里，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这天晚上，豫东专员韦孝儒刚从长官部的宴会归来，酒意上涌的他简单梳洗后就躺下休息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夜。 半夜时分，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破了宿舍楼的宁静。门外传来查户口的声音，韦孝儒和他的副官都没有起疑心。然而，门一开，情况就完全失控了。四个蒙面人迅速闯入房间，用枪指着他们。韦孝儒虽然试图谈判，但对方显然是冲着他的命来的。很快，隔壁的秘书和电台台长听到动静前来查看，也被控制住了。校长郭兆曙和教导主任南西光同样因为查看情况而落入圈套。 六个人就这样在深夜被押上了一辆卡车。卡车驶出洛阳城，消失在郊区的乡间小路上。这一夜过后，洛阳城的宁静被打破了。 第二天一早，韦专员等人失踪的消息就在洛阳城里传开了。对于正在洛阳主持会议的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和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请来的政府官员，居然在长官部附近被人绑架，这不仅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更是让他们颜面尽失。 半个月后，案情出现重大转机。在蒋鼎文的授意下，保安部队在一个偏僻的枯井边展开搜查。当他们从井底打捞出六具尸体时，现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六具尸体全都手背反绑，虽然已经在井中躺了半个月，但因为天气寒冷，尸体保存较为完整。其中一具很快就被确认是韦孝儒。 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手下有“四大杀手”，即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和沈醉。这四人中，“辣手书生”陈恭澍名声最响，王天木被称为“三目王”，沈醉则与徐远举、周养浩并列“军统三剑客”。 相比之下，“追命太岁”赵理君的人品显得逊色不少，他在军统内部名声不佳，时常挑起内讧，尤其与王天木势同水火。虽然两人都在上海活动，但赵理君屡次暗中陷害王天木，关系极其紧张。 赵理君手下与日军合作走私鸦片，其活动范围一度涉及韦孝儒的管辖地。韦孝儒严厉打击走私，尤其对鸦片采取零容忍态度，这自然引起了军统的不满。1941年底，韦孝儒的保安队在杞县渡口查获了一批走私鸦片。带货的十多名便衣人员亮明军统和曹银屏的身份，试图强硬过关。面对对方的威胁，韦孝儒毫不退让，明确指示：“人可以放，货全部没收！回去告诉曹银屏，再有下次，货定查没，人须正法！” 赵理君接到手下的报告后愤怒异常，指控韦孝儒背靠中统的陈立夫和陈果夫，与军统为敌。几个月后，蒋鼎文和李培基召集河南地方官员在洛阳开会，韦孝儒参加并在会上发言，他虽未直接提及军统，但明确表示：“不管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照样不给面子！” 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中统由陈立夫掌控，而军统则由戴笠领导。两派之间矛盾重重，尤其在抗战期间，军统势力迅速扩张，渗透各领域，“两统”矛盾不断升级。赵理君将与韦孝儒的冲突上升为派系斗争，从而找到报复的理由。 最终，赵理君因种种劣迹被执行枪决。尽管戴笠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扬他，但赵理君的“战绩”与陈恭澍、王天木、沈醉相比并不突出，尤其是他制造的内讧和争端，进一步加剧了军统内部的混乱。赵理君虽被称为“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在军统的实际贡献和评价远不及其余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