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8日，董其武正在商议绥远起义部署，特务头子张庆恩带着十几个手持武器的手下闯了进来，气势汹汹的说：“你要是投共军，别怪我不客气。” 张庆恩是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他得知董其武晚上在开会后，马上召集手下特务，坐了整整一大卡车，来到董其武的住所。 一大车特务下车后，张庆恩带着十几人径直走进了后院，冲进了会客厅。张庆恩扫视了客厅的几人后，对着董其武说：“董主席，给绥远的经费，李代总统（李宗仁）和阎院长（阎锡山）几日前已经下令拨付，都是黄金和大洋，如果在这个时候出问题，要投共军，可别怪兄弟我手黑。” 董其武站起来大声怒斥张庆恩，闻讯赶来的卫兵和特务们对峙起来，剑拔弩张之际，副官跑过来悄悄告诉董其武，门口还有二十多个特务，均手持武器，在四周游走。 由于没有想到张庆恩的胆子这么大，董其武并未提前防范，住所只有十来个卫兵，真交起火来，是讨不得便宜的。这时，副官急中生智大声说：“广州发来紧急公务，请董主席去省府商议。” 董其武在几个卫兵的护送下，推开房门口的特务，大步离开。从董其武走出门，到乘车离开，张庆恩一言不发，表情乖张，这个特务头子也知道，如果要对付董其武，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之后董其武必然会加强防范。但张庆恩更清楚，若在这里下手，也许会成功，但事后怎么办？董其武如果遇害，他的部队赶来，会放过张庆恩？ 离开住所后，董其武去了绥远省府所在，这里本来有一个连的卫兵，他让副官打电话调兵，又派来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守。接着，董其武又派一连士兵去他的住所，将商讨起义的几人用车又送到了省府，大家继续讨论起义相关事宜。 这并不是国民党对董其武的第一次未遂的下手，二个多月前，还有一次隐藏的更深的阴谋。6月下旬的一天，阎锡山以“行政院长”的名义，让董其武到广州开会，董其武以身体有恙为由拒绝，几天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兰州召开会议，点名让董其武必须参加，并派来了飞机。 董其武本来是打算去的，几个亲信怀疑其中有诈，极力劝阻，于是兵站分监马良弼乘该飞机返回兰州，飞机在途中坠毁。董其武怀疑飞机被动了手脚，返回兰州时是必然会出事的。 9月18日深夜，董其武等人拟好了起义通电的草稿，发去北平。第二天清晨，北平回电，对通电内容完全认可，只提了一个修改意见：通电中出现的蒋介石等人名字，不要用姓代替，应该用全称，否则多年后，后人看到通电中的“蒋、李、阎”时，不知道是谁。 起义前夕，董其武还有一件棘手的事情需要办，那就是如何把徐永昌打发走。为了阻止绥远起义，不久前，“军令部长”徐永昌乘飞机到了绥远，充当说客。 徐永昌和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等人都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过职，彼此间很熟悉，私交也不错。 徐永昌见到董其武说：“你不用去打仗，也不让你干别的，只要把部队西撤就行。“ 董其武表面敷衍，回去后则叮嘱手下说：“东边没有我们的敌人，西边的才是，没有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西撤。” 徐永昌见董其武“不配合”，又去见了傅作义，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为了促成董其武的起义，冒着被暗杀的风险，也来到了绥远。 徐永昌对傅作义说：“只要你跟我离开，乘飞机去广州，你在北平的事情一笔勾销。此前，承诺你的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还算数，你如果不愿意干，由阎院长批给你一大笔钱，去哪个国家由你决定。” 傅作义笑着摆摆手，和徐永昌聊起当年在晋军中的往事。徐永昌在劝说董其武、傅作义无果后，见绥远起义即将发起，他不死心，不愿回去，于是干脆住进了医院。 徐永昌赖着不走，绥远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就会观望，但傅作义、董其武和徐永昌关系很好，又拉不下面子强行把人赶走。 邓宝珊得知后，对傅作义说：“你放心，这家伙我有办法收拾。” 邓宝珊拿着礼物去医院看望徐永昌，聊了一会后，突然说：“我和傅老总（傅作义）、董主席商议了，当年中原大战时，你是他们的总指挥，所以随后签订起义通电时，由你领衔，第一个来签字。” 徐永昌一听，病马上好了，一边换衣服，一边对邓宝珊说：“你回去给大家说一下，我这就走，无需送我。” 两个多小时后，徐永昌乘坐飞机离开了，绥远起义最后的障碍也不存在了。 9月19日，绥远起义成功发起，10万军政人员和120万人民迎来了新生。傅作义没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他把领衔的资格让给了老部下加好兄弟董其武。 董其武在签完字后，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自己名字后面，将这个位置留给了孙兰峰。对起义有顾虑的孙兰峰，在傅作义、董其武的劝说下，补签了名字，成了绥远起义通电中，仅次于董其武的二号领衔者。 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后，毛主席接见了各地的起义人员，大家聊天时，谈到一个问题：为何陈明仁、程潜长沙起义后一半的部队逃散，而绥远起义后军政人员却保持了完整？ 程潜说：“我和傅作义可比不了，参与长沙起义的都是朋友班子。傅作义和董其武、孙兰峰可是亲若手足，人家是兄弟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