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的一天，大汉奸周佛海正在软禁处看书，一个军统特务匆忙上楼来，递给他一张报纸，周佛海接过报纸一看，如五雷轰顶，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报上登了这样一则最新消息：戴笠于本月16日自青岛飞南京途中，遇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周佛海不禁热泪涟涟，这倒不是周佛海对戴笠有多大的感情，而是兔死狐悲，因为戴笠是他的大靠山，承诺保证他的安全。惊吓之下，周佛海写诗以寄托哀思，其中有“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欢呼变怨声”等句子。 在日记中，周佛海是这样写的：雨农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止。盖余之身家性命，雨农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堪忧。 周佛海还在日记中发出“雨农死，我也完了”之类的哀叹之语。 不出周佛海所料，果然，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报纸相继登载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及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人在苏州的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的消息。 同年6月上旬，一个消息又一次飞进了关押周佛海的白公馆的高墙，报纸上的一条通栏黑体大标题“巨奸陈公博在苏州伏法”，让周佛海看得目瞪口呆。接着，在汪精卫病死后，位列伪政府三号的大汉奸褚民谊也被枪决了。 接下来，国民政府将怎样对待周佛海这个仅次于陈公博的二号大汉奸呢？周佛海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果然，军统副局长（不久后，军统改组，成为保密局）毛人凤开始拿周佛海开刀了。毛人凤决定先榨出周佛海的油水。如需敲诈周佛海，就必须从周妻杨淑慧身上做文章。 一天，军统局某负责人来看望周佛海夫妇，满面春风地说：“给周先生和嫂夫人道喜。” 周佛海问：“戴罪之身，喜从何来？” 那人说：“奉毛局长手谕，夫人可以回上海了。” 这个消息的确出乎意料，但杨淑慧认为出去以后可以找些关系救周佛海出狱，于是由重庆返回上海。 谁知杨淑慧一到上海，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军统特务便登门催交周佛海的财产。杨淑慧是个滚刀肉，爱财如命，她软硬不吃，高声大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军统特务只得将杨淑慧及其女儿周慧海抓了起来。几天后，军统将周慧海放回家，让她给周佛海写信，劝其与军统合作，拿钱赎命。 这一下，周佛海才弄清毛人凤等特务头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的钱，待榨出了钱，再将他移交法院，要他的命。 周佛海一着急上火，犯了心脏病。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强撑病体，给毛人凤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财产并不像坊间传的那么多，他的财产曾经给过戴笠不少，他又给杨淑慧写信，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看得开一些。 杨淑慧接到周佛海的信后，忍痛将几处房产、几辆汽车及一些金条和首饰交了出来。不料，这一来军统更不放人了，认为周佛海大有潜力，继续榨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杨淑慧，她将一枚金戒指吞到肚里，疼得满地打滚，要以死抗争。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过来。毛人凤怕弄出人命不好交代，只得将杨淑慧和周慧海放了。 军统榨取了周佛海的财产后，决定派专机将周佛海等人押解至南京，移交首都高等法院审判。 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等一干人被押回南京，关进宁海路十九号看守所。真正的牢狱生活开始了—，周佛海等人被看守登记、搜身，翻查随身携带的行李，吃粗糙难咽的囚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写自白书，每日苦等二十分钟的放风时间。这一切都令周佛海难以忍受。 10月上旬，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起诉了周佛海。周佛海对所犯罪行写了答辩，并请来了大律师为自己辩护。 11月7日下午，首都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对周佛海汉奸案进行宣判。审判长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本来抱有极大的希望，听到被判死刑的结果，一时间傻了一般。突然，他嘴角露出一丝惨笑，继而爆发出一阵狂笑，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我不服，我要上诉！” 为什么审判结果是这样的呢？原来，蒋介石得知法庭辩论的详情之后，大发雷霆，骂道：“周佛海可耻，十恶不赦；章士钊可恨，巧言佞色！” 此时，小道消息满天飞，舆论普遍认为周佛海的死刑执行在即。杨淑慧向进行上诉，要求复判，同时她也到处托人，找关系，走后门。她找到国民党要人陈布雷、洪兰友、陈芷汀、吴鼎昌、谢冠生等人，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说情，改判周佛海的死刑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1947年2月2日，蒋介石令秘书拍发电报致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但在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将蒋介石的电报转达首都高等法院院长与首席检察官，嘱其核办，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虽然内心并不情愿，但是这是蒋介石的指示，经过讨论，还是决定给大汉奸周佛海予以减刑。 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给周佛海减刑，改判无期徒刑。 周佛海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引起一片哗然，如此巨奸，竟然免于死刑。不过天理昭昭，周佛海没过一年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