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杜月笙包场大戏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带着姨太太入场时，杜门子弟无人理会。在看戏时，墙顶的石灰落下，撒在宣铁吾的头上，气得宣铁吾拂袖离开。 宣铁吾到上海后，先任警察局长，后又兼任淞沪警备司令。掌握军权、警权的宣铁吾，对青帮大佬杜月笙的进行打压，让其坐立不安，节节败退。 国民党重要城市的警察局长，大都是中统、军统的骨干，其中军统占比最高。抗战胜利后，老蒋派亲信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见上海警察局长空缺，钱大钧及中统、军统都向老蒋上报了推荐人选。 老蒋这次一反常态的否决了上报的名单，点名让缉私署长宣铁吾去上海赴任。与此同时，老蒋设立了针对军统的“五人小组”，他自任组长，另外四人为钱大钧、宣铁吾、唐纵、胡宗南。“五人小组”中的两人被派去了上海，可见老蒋是要极力限制军统在上海的发展。 青帮头子杜月笙本想谋个上海市长或副市长的职务，不想却一无所得。新任副市长吴绍澍，原是杜月笙的门徒，但在得势后，频频给杜月笙找茬。杜月笙借助靠山戴笠的力量，又重金交好中统，让“两统”在上海的负责人，向老蒋递交吴绍澍的“罪状”，使吴绍澍被撤职。 扳倒吴绍澍后，杜月笙想走钱大钧的关系，在上海市府谋一个要职。善于敛财的钱大钧，对杜月笙却是警惕性十足，拒收了杜月笙重礼，对其要求表示“无能为力”。钱大钧也不傻，清楚杜月笙和戴笠牵连太深，身为“五人小组”成员的他，若和杜月笙走的太近，惹恼了老蒋那就不好了。 宣铁吾到任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要整顿风气，不能让帮会分子像之前那样招摇不法。昔日的“上海三大亨”，张啸林已死于暗杀，黄金荣年迈处于半隐退状态，杜月笙明显是主要针对对象。 杜月笙多次登门拜访宣铁吾，但都吃了闭门羹。不胜其烦的宣铁吾，干脆放出话去：凡青、红帮的成员，一律不见。 上海帮会的猖獗，和租界的存在是离不开的。老蒋对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头目采取拉拢、利用的做法，在国民党内的非议是很大的，即便是老蒋的亲信，也大都不以为然。 早在北伐军占领上海时，“上海三大亨”携带厚礼结伴去见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白崇禧拒绝见面，对手下说：“他们算什么，也配让我去见。” 抗战胜利后，由于租界取消，加之大量的军队、宪兵、特务、警察及各类人员涌入，使得上海的帮会势力大受冲击，杜月笙等头目再无昔日之威风。 1946年2月，蒋介石到上海视察，期间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钱大钧、宣铁吾、俞济时，前两人是曾经的侍卫长，后者是现任侍卫长。耐人寻味的是，事前，军统上海办事处一无所知，在北平的戴笠，还是从报纸上得知老蒋去上海的消息。 等戴笠反应过来时，老蒋已离开上海。一个多月后，戴笠在南京郊外的岱山坠机身死。正在打牌的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后，吃惊的许久说不出话来。 戴笠死后不久，钱大钧因“钩大钱”之名太盛，被老蒋撤职，所空出的上海市长、淞沪警备总司令，由吴国祯、宣铁吾接任。 同时掌握警权、军权的宣铁吾，没了戴笠的掣肘，钱大钧的和稀泥，很快就对杜月笙动手了。杜月笙和老蒋有一定交情，宣铁吾便采取迂回战术，以“操纵米价”的罪名，将万墨林抓捕。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门徒，十八岁进入杜门后，就充当管家的角色，历经二十余年，是“杜门第一红人。”万墨林被抓让杜月笙惊慌失措，在耗费了不少精力，走了不少人情，这才在宣铁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将万墨林保释出来。 当然，宣铁吾本就不打算致万墨林于死地，只是借此打压杜月笙。此事过后数月，杜月笙在上海的一家大戏院，包了三天场子，邀请京剧名角演出，结果闹出了一场风波。 杜月笙知道宣铁吾的姨太太是个京剧迷，便留了前排居中的两张票，派人夹在请柬中送给宣铁吾。宣铁吾不想坐在前排抛头露面，但架不住姨太太央求，便换穿商人服装，带着姨太太买了两张普通票，进入戏院。 门口的杜门子弟，无人认出宣铁吾。尽管宣铁吾穿的便服，但见没人理会他，心中还是极为不快的。 宣铁吾坐下没多久，戏院圆顶因年久失修，掉下了一片石灰，好巧不巧就落在宣铁吾的座位附近，溅了他一身。见周围人的目光都扫了过来，大感尴尬的宣铁吾带着姨太太离开。 在走出剧院门时，一个带队执勤的宪兵军官见是宣铁吾，连忙上来打招呼，周围的杜门子弟，一听是“宣司令”，也纷纷上前打招呼。进门时无人理睬，灰头土脸出来时却被认出，这让宣铁吾很是不快，满脸怒容的离开。 杜月笙请宣铁吾听戏不成，却闹了这么一出，急得直跺脚。几天后，杜月笙设宴给宣铁吾“压惊”，但遭到拒绝。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虎”，宣铁吾全力配合，期间扣押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屏被抓，让杜月笙颜面扫地，一度准备离开上海避风头。后在老蒋的干涉下，蒋经国的“打虎”不了了之，杜维屏在关了二个月后也被释放。 蒋经国“打虎”失败后不久，宣铁吾也被调离上海。至此，宣铁吾和杜月笙的争斗，告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