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蒋介石派专机将谭祥送到沈阳，陈诚郁闷的对妻子说：“派我来东北送死也就罢了，又送你来陪死！” 陈诚之所以在妻子谭祥面前发牢骚，是因为东北解放军发起了冬季攻势。尽管陈诚使出浑身解数，调集了十五个师从沈阳方向出击，但还是遭到了惨败。 1948年1月7日，新五军在公主屯被解放军全歼，军长陈林达和两个师长被俘。 新五军的覆灭，让陈诚灰头灰脸，陈诚自1947年8月，取代熊式辉、杜聿明，主持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以来，大肆更换部队将领，清除异己，安插亲信。 杜聿明离开东北前夕，东北的蒋军，不算地方保安部队，有正式番号的部队为七个军。陈诚到东北后，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部队指挥权完全划入东北行辕，他认为此前的接连战败，是兵力不足造成的，便大肆扩军。 陈诚的扩军，除了向老蒋请求，从关内调兵增援东北之外，主要采取的是以“抽强补弱”的手段，组建新部队。 在陈诚的一番操作下，原有七个军的部队序列被打散，整师编入新组建的军，以提高新编军的战斗力。 比如新一军的基干部队新三十八师，就被划入新组建的新七军，驻扎在长春。失去新三十八师的新一军，战斗力大减。 在公主屯被歼灭的新五军，也是陈诚扩军的产物，该军是以52军的195师为基干，再加上另外两个师，组成新五军，军长陈林达是原195师师长。 新五军被歼灭的消息传到南京，老蒋大为震怒，因为自1945年11月，杜聿明率蒋军十三军、五十二军进攻山海关，打响抢占东北的第一枪以来，蒋军虽在东北损兵折将，但一战损失一个军及军长被俘，这还是第一次。 为了追究兵败责任，老蒋乘飞机到沈阳，亲自主持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在开会前，老蒋单独召见了陈诚，询问缘由，陈诚推卸责任，说新五军之所以覆灭，其原因是由于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接到救援命令后，行动迟缓，坐观成败。 偏听偏信的老蒋，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指着廖耀湘、李涛一番痛骂。 廖耀湘和李涛也不傻，知道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替陈诚背锅了，廖耀湘站起来说：“校长，沈阳的总部并未对我兵团下达救援新五军的命令。” 在蒋军的黄埔六期生中，当兵团司令的廖耀湘是独一份的存在，老蒋对他颇为信任。见廖耀湘主动争辩，老蒋察觉不对劲，便把目光扫向李涛。 李涛站起来说：“新六军也没有收到总部的电话。” 陈诚见锅甩不出去了，只得支支吾吾的说：“我没有直接通知，此事具体交给罗主任（罗卓英）负责的。” 罗卓英是陈诚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兼好友，后来长期追随陈诚，是“土木系”公认的二号人物。陈诚到东北担任行辕主任时，罗卓英也被派去担任副主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事实如何，罗卓英都是要替陈诚扛过的，他说：“此事是我的疏忽，没有用电报正式通知，而是打了电话。” 廖耀湘和李涛几乎是同时出声：“没有接到过罗主任的电话。” 老蒋没好气的问陈诚：“大军作战，为何不发正式的命令？” 陈诚见无法推脱，只好说：“此番战败，都是我指挥无能，请惩办我以整肃军纪。” 老蒋虽对陈诚不满，但若说惩办，还是下不了手，毕竟这是他的心腹兼“干女婿”（陈诚的妻子谭祥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干女儿）。 于是，这次所谓的军事检讨会，不了了之，老蒋沈阳之行，毫无所得。会后，陈诚心情郁闷，回去后，竟然抱着谭祥痛哭起来。 陈诚认为再待下去，会吃更多的败仗，到时候老蒋也保不了他，只有尽快离开才是上策。陈诚让谭祥去找南京找宋美龄斡旋，宋美龄对老蒋说：“辞修（陈诚的字）胃病很严重，听说又吐血了，东北还是另外派个人去吧。” 那么，派谁去接替陈诚呢？老蒋思来想去，也就卫立煌合适。卫立煌本是老蒋的“五虎将”之一，但后期遭到老蒋猜忌，被夺去兵权，打发到国外考察军事。 直至不久前，无人可用的老蒋，这才想起卫立煌这个“虎将”，电召他回国。卫立煌回国后，老蒋派张群、吴忠信等人去当说客，劝他去东北。卫立煌是沙场老将，一眼就看出东北是个烂摊子，认为去后极大可能成为替罪羊，便拒绝前往。 老蒋亲自召见卫立煌，当面承诺说，只要卫立煌去东北，三个月内增调至少五个军的兵力加强东北蒋军实力，日后若战事不利或东北丢失，绝不会追究卫立煌的责任。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卫立煌也只能是答应上任了。不久后，老蒋下令设立“东北剿总司令部”，卫立煌任总司令，原东北行辕的副主任改任“剿总”副总司令。老蒋为了不让陈诚太难看，暂时没有撤销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挂名兼任，由于行辕撤销在即，已无职权。 不久后，陈诚离开东北，去上海“治病”，罗卓英也识相的辞去“剿总”副总司令职务，跟着老长官陈诚南下。 卫立煌上任后，沮丧的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坑，老蒋对他并不信任，后来调范汉杰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锦州附近的蒋军，卫立煌根本指挥不动，范汉杰俨然是自成体系。 由于老蒋经常插手指挥，卫立煌更像是个副手，蒋军在东北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