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刘湘召集川军将领开会，强迫他们给军师刘从云下跪磕头。会后，杨森气愤的说：“我此生没有对谁下过跪，这次真是奇耻大辱，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 刘从云是四川威远人，早年游走江湖，创立了所谓的“一贯先天道”。刘从云有一定文化基础，又能说会道，极善察言观色，吸收了不少门徒，其中不乏川军军官。 1925年，四川军阀刘湘，经人介绍，在重庆和刘从云会面。刘从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被刘湘视为有“神通”之人。接触不久后，刘湘就拜在刘从云门下，得了一个“玉宪”的道名。 刘湘拜刘从云为师后，又向他介绍了唐式遵、王瓒绪、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刘从云给这些人相继赐了道号，和刘湘一样，都是“玉字辈”的。 1929年，刘湘拜刘从云为军师，并对人说：“刘师父，就是我的诸葛孔明。” 刘从云不满足只当一个军师，仗着刘湘的信任，屡屡索要军政权力。在刘湘的支持下，刘从云挑选了一百个年轻的门徒，编入“百子训练班”。 为期几个月的训练班结束后，刘从云以这百人作为基础军官，又招募三千多士兵，组成了“神兵大队”，对外则称为刘湘二十一军的新兵大队。 野心勃勃的刘从云，想掌握更多的武装，他向徒众们摊牌，募得了数十万大洋后，派人前往上海和外国军火商接洽，购得了六百挺机枪、近万支步枪及大量弹药。 武器弹药运到后，刘从云将“神兵大队”扩编为“神兵师”，对外称为模范师。 刘湘对刘从云近乎是无条件的信任，只要刘从云有求，刘湘都尽力满足。“二刘大战”中，刘文辉惨败，为了保住仅剩的地盘，派三姨太杨蕴光去见刘从云。 杨蕴光见到刘从云后，除了献上重金外，还代表刘文辉向刘从云行弟子礼。刘从云见刘文辉这么识相，去劝刘湘说：“都是自家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将事情做绝，留下同宗同族亲情。” 刘湘本就打算放刘文辉一马，便顺水推舟的答应了。 刘湘在四川诸军阀中，能力靠前，实力也强，在军阀混战中，胜多败少，刘从云大咧咧的将胜仗之功都揽过来，将败仗都解释为刘湘不听他的“占卜”。 虽然刘湘对刘从云深信不疑，但川军将领持怀疑态度的不少。刘从云这个“神仙”招牌，在和红军作战中，彻底的露出了真实的成色。 1934年，刘湘联合各路四川军阀，纠集了二十万大军，准备进攻川陕根据地。 刘从云主动向刘湘请缨，由他指挥作战。为了树立刘从云的威信，刘湘召集川军将领开会，在会上，刘湘带头以门徒的身份向刘从云行叩拜之礼后，强迫在场的将领也都叩拜。 将领中，有些是刘从云的门徒，倒也无所谓，但那些不是门徒的，则是一肚子气。 川军将领范绍增在跪拜时低声大骂刘从云，出来后对人说：“刘军师若真是神仙，我骂他的时候为何不知，我看就是个妖道。” 杨森碍于刘湘带头叩拜，不得以也跪下，结束后，他气愤的对身边的邓锡侯说：“给这个刘妖下跪，真是奇耻大辱。” 在二十万川军六路进攻川陕根据地时，刘从云频频向前线发去莫名其妙的指令。比如，王陵基接到刘从云的命令，让从某处前行多少里，王陵基带人去勘探地形，发现若照此行军的话，就得奔着悬崖跳下去。 川军旅长潘佐接到刘从云指令后，行至一座大山，潘佐给刘从云打电话，说遇到大山，无法直行，可否绕道而走。 刘从云大骂说：“亏你还是个旅长，不知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吗？” 潘佐说：“我这个凡人是没有办法的，就请刘神仙过来开山吧。” 尽管前线将领不断反映刘从云瞎指挥，但刘湘却很支持，将反对刘从云的王陵基等人调回。 激战数月后，红军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二十万川军损失四成，余部全线溃败。吃了这个大败仗后，刘从云的“神仙”威名不在，川军将领对他一片喊杀之声，昔日的门徒唐式遵、王瓒绪等人纷纷划清界限。 刘湘的亲信严啸虎，联络十几个团以上军官，写联名信要求将刘从云正法。 刘湘这边，多少也回过了味，不久后借着川军整编的机会，以掺沙子的手段，将教导三旅划入“模范师”，旅长郭勋祺接任师长。郭勋祺到后，以教导三旅为武力依靠，将刘从云的亲信全部撤换，“神军”很快就土崩瓦解。 失去兵权的刘从云不死心，想继续留在成都，妄图靠着众多的门徒，再行发展。在刘湘的指派下，严啸虎去见刘从云，警告说：“你必须马上离开成都，否则，我没保护你的责任，后果你自负。” 刘从云吓得汗流浃背，连声说：“明日即走，明日即走。” 此后，刘从云辗转各地，以算命、占卦为生。抗战胜利后，刘从云来到上海，开馆算命，由于名声在外，每人都是客人不断。 1948年，李宗仁、孙科等人竞选“副总统”时，刘从云将几个候选人的“八”字详加批注、圈点登于报上，一时间传为笑谈。 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认为刘从云太胡闹，派人将其驱逐出上海。西南解放后，刘从云潜藏于重庆，后身份暴露被逮捕。刘从云在川期间，手上有不少血债，被判处徒刑，在改造期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