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过半。战后，总团长黄杰将残部编为一个师，但对五千多伤兵不闻不问。无处可去的伤愈官兵，得知孙立人在长沙重建部队后，纷纷赶去投奔。 1937年10月30日夜，在谢晋元率部撤离四行仓库，退入租界的同时，日军集中兵力，强渡苏州河，南岸的税警总团奋力拼杀，与日军反复拉锯。 11月3日中午，日军一部强渡南岸成功，税警总团第二支队支队长孙立人率部反击，激战八小时后，将过河日军大部击毙。 残余日军退入一座坚固的楼房顽抗，孙立人率部强攻几次失败后，决定炸掉楼房，给总团长黄杰打电话，让送一批地雷过来。 黄杰手头也无多少地雷，便向友军36师师长宋希濂等人去借，到了深夜凑了几十个地雷后，送到了孙立人这里。 孙立人叫来手下官兵，教他们如何用地雷炸大楼，正说着，对岸日军再次组织强渡，并以炮火掩护。 一发炮弹落在孙立人身边附近，孙立人被炸倒在地，浑身是血。官兵要送孙立人去后方医院，他强撑的重伤的身体，让官兵将日军藏身的楼房炸掉后，这才离开。 孙立人被送到租界的医院抢救时，已经昏迷不醒，检查发现，全身十三处被炸伤。孙立人住院期间，黄杰来看望过一次，待了不多时就匆匆离开了，也不去管上海沦陷后，如何安置重伤的孙立人，这种做法，属实让人心寒。 得知孙立人的处境后，宋子文让弟弟宋子安出面，带人将孙立人一路护送去了香港，住在有名的跑马地养和医院，并重金请了医护人员专门照看。 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治疗，孙立人的伤好了大半。宋子安让孙立人在香港多待一段时间，孙立人忧心部队的情况，他从报纸上得知，税警总团的番号已被撤销，残部被划入黄杰任军长的第八军。 挂念旧部情况的孙立人，从香港辗转来到汉口去见黄杰。黄杰对孙立人的突然出现，显得很不悦，因为他才从军委会给第八军要了一个四十师的番号，将原税警总团的官兵编入该师，师长、副师长及团长的人选都已定好。 孙立人这一来，让黄杰如何安置呢？黄杰满脸的不高兴，几句话后就将孙立人打发离开。第二天，孙立人再次去找黄杰，却发现人已离开。 无处可去的孙立人，去找宋子文求助。宋子文见到孙立人时，高兴的说：“正打算找你呢，你倒主动来了。” 宋子文告诉孙立人，税警总团撤销番号后，黄杰没有去管伤兵，只挑选有战斗力的官兵去了四十师，伤兵们如何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孙立人随后去见孔祥熙，孔祥熙说：“财政部在汉口有一批装备，不少人问我要，我都压着没给，这次都给交给你，足够装备一万多人。” 其他将领扩充部队，最愁的是装备和军饷，兵员并不缺乏。孙立人恰恰相反，有宋子文、孔祥熙的支持，武器、军饷不缺，但兵员却是问题。 孙立人将缉私总队总部设在长沙，几个月时间，先后有五千多原税警总团的伤愈官兵赶来投奔，这些官兵成为缉私总队的基干力量。 可在之后的征兵中，孙立人却陷入了无兵可招的困境，因为缉私总队隶属国民政府财政部，并无军委会给予的番号，青年们宁愿去杂牌部队，都不愿来缉私总队。 孙立人派出人手，在长沙地区好不容易招收了七百多青年，结果一个月内，跑掉了大半。 武汉沦陷后，孙立人带着缉私总队由长沙进入贵州，驻防都匀等地。 为何要选择都匀？孙立人后来回忆说：“经派人多方侦查，得知贵州气候温和，人民勤劳刻苦，他们拥有南方人的美丽和北方人民的刻苦。” 军政部兵役署设在各地的兵役站，压根不给缉私总队补充新兵，孙立人多次给军委会打报告，得到的回复均是：缉私总队隶属财政部，不在补充之列。 无奈之下，孙立人只能自行征兵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从各种途经招收新兵。有一次，缉私总队招来的一连新兵，快到都匀时，被邻近驻军师长得知，派了一连人把人抢走。孙立人气得够呛，但却无处申诉。 在这种困难的境况下，孙立人还是在1940年底，将缉私总队扩编成六个团，由于各团齐装满员，不存在吃空饷现象，其实力接近一个军。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兼任缉私署长后，觊觎缉私总队这支精锐的部队，准备强行吞并后，作为军统的外围武装。 孙立人想抵制，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孙立人去找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愿率部参战。 在孙立人和戴笠的交涉之下，缉私总队的六个团，三个团继续留在缉私总队，另外三个团由孙立人带走，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序列。 不得不说，戴笠这点比他的结义兄弟胡宗南要强不少，若这是胡宗南吞并的部队，怎么可能会吐出来呢? 1945年初，两支远征军在芒友会师时，孙立人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长官黄杰。 当孙立人向黄杰问好时，黄杰倨傲的说：“可惜，我不会说英语。” 孙立人说：“没关系，我们打败日军不是用英文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