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国民党中将周福成给蒋介石打电话说：”沈阳有几个月的粮食储备，还有足够的弹药，至少能守三个月，我只听总统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沈阳守军号称十万之众，但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53军、青年军207师，其余都是实力孱弱的地方保安部队。 53军、青年军207师隶属于第八兵团，由周福成任司令官，但周福成能实际指挥动的，只有他的兼任军长的53军。 53军是东北军的老部队，该军主要军官大都是东北人，士兵以东北、河北、河南居多。蒋军一共先后编组了十三个全美械军，53军成为其中唯一的杂牌军。 抗战胜利后，53军被派到华北战场，后来又去了东北。53军到东北后，因军长周福成和先后在东北的保安司令杜聿明、行辕主任陈诚、“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都有一定交情，因此担负的作战任务不多，主要以防守沈阳为主。 53军也遭受了解放军不小的打击，但相比52军、71军等部队，损耗度要小得多。 陈诚在时，保举周福成为第二兵团司令官，辖52军、53军；卫立煌主持东北军政后，第二兵团改番为第八兵团，52军改隶到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青年军207师划入。 辽沈战役打响后，周福成兼任沈阳防守司令。东北军将领，绝大部分都受排挤，像周福成这样受到重用的没有几人，周福成也因此时常在公开场合念叨老蒋对他的“栽培”，表现的很是顽固。 解放军进攻锦州时，周福成召集53军主要军官开会，讨论战局。 周福成在会上说：“蒋总统让我们坚守沈阳，让廖耀湘兵团西进没有后顾之忧。” 师长王理寰说：“卫总司令对廖耀湘兵团出沈阳一直很反对，认为会中了围点打援之计。若廖兵团在途中被吃掉了，那么靠沈阳的留守部队，根本撑不了多久。” 周福成责骂说：“王理寰，你小子尽说泄气话，这次作战是蒋总统亲自指挥的，只要廖兵团和葫芦岛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在锦州地区会合，和共军打一场决战，一定可以扭转战局的。” 53军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王理寰等主要军官，已经暗中和解放军联系，筹划起义，他们见周福成是这个态度，都低头不再说话，会议不欢而散。 廖耀湘率第九兵团开拨时，向在沈阳督战的老蒋提出将53军也一并带走。老蒋写了一个便条，让卫立煌决定。 “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听到消息后，跑去向赵国屏道喜说：“恭喜你要当军长了。” 赵国屏一头雾水，问：“你那里听到的小道消息？” 姜汉卿说：“廖耀湘问总统要53军，若此事敲定，周福成是沈阳防守司令，肯定走不了，只能是由你带着53军去辽西，到时候周福成自然不好兼任军长了。” 赵国屏听到这个“内幕消息”后，连忙去告诉周福成。 周福成一听要把53军调走，大骂说：“这个廖耀湘，手头都六个军了，还不满足，干脆卫总司令的职务也由他当算了。” 随后，周福成气冲冲的去找卫立煌，卫立煌也不愿意53军调走，但又没有决定权，为难的说：“总统说是让我决定，实际上就是命令。” 当晚，赵国屏接到廖耀湘的通知，让53军做好开拨准备，第二天就出发。赵国屏询问周福成如何处理，周福成说：“你不要管了，我明天去找总统。” 第二天一大早，廖耀湘催促的电话就打来了，到上午十点多，打了好几次。就在赵国屏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周福成满头大汗的来找他说：“我和总统说好了，53军不走了。” 赵国屏有些惊讶的问：“总统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周福成说：“我向总统请求的时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还安抚了我几句。本来，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汇报，但总统和杜聿明好像有机密的事情在商量，便只得离开。” 当时的老蒋，已对卫立煌不信任，准备让杜聿明主持东北军政，因此对手握兵权的周福成大肆拉拢。 在老蒋的“封官许愿”下，周福成变得更为顽固，在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后，53军军官纷纷主张起义，但周福成却在军事会议上坚决反对，并扬言要把师长王理寰等人枪毙。 10月30日，在卫立煌乘飞机离开沈阳后，周福成马上给老蒋打去电话，声称沈阳可坚守三个月。老蒋在电话中承诺，只要沈阳能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给周福成派援军。 周福成在卫立煌走后，成了沈阳的最高军政长官，一度表现的很是疯癫，甚至做着当“剿总”总司令的谜梦。 在解放军进攻沈阳时，53军官兵在赵国屏、王理寰等人带领下向解放军缴械投诚。周福成见控制不住部队，跑到一个大楼躲避，但很快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 投诚的53军官兵迎来的新生，周福成则被送到哈尔滨接受改造，在四年后病死。周福成和赵国屏、王理寰等人，在关键时刻不同的选择，迎来了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