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国民党上将卫立煌叫来廖耀湘说：“蒋总统想要把沈阳的精锐部队撤走，你怎么看？” 廖耀湘吃了一惊，反问：“长春郑长官的十万人，不打算管了吗？” 卫立煌叹气说：“我到沈阳上任之前，蒋总统答应增派五个军到东北，这都快半年了，也没有兑现。靠现有的兵力，无力解长春之围。” 廖耀湘说：“卫总司令是支持撤军，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卫立煌说：“沈阳的主力一旦撤离，消息传到长春，恐怕守军立马就崩溃了，我的主张是，让给东北至少增派三个军，打通沈阳到锦州的交通线后，再把长春的守军给接出来，再谈撤军的话。” 廖耀湘听后，认为卫立煌说的有道理。见廖耀湘支持自己的看法，卫立煌很高兴，两人商议后，决定由廖耀湘作为东北“剿总”的代表，去南京见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 廖耀湘走的时候，卫立煌还派了东北“剿总”的参谋长赵家骧、青年军的师长罗又伦等人同往。得知廖耀湘等人到南京后，老蒋先是单独召见了廖耀湘。 见面后，廖耀湘先向老蒋汇报了第九兵团的情况，老蒋听得很仔细，重点询问了新一军、新六军的兵员及装备整补情况。 谈到东北战局时，老蒋说：“我打算在锦州尚在控制之中，将沈阳的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52军、71军等主力撤到关内，组建一支机动力量，放在华北或徐州战场。” 廖耀湘将来之前和卫立煌的谈话内容，向老蒋大致做了讲述。老蒋听后，面露犹豫的说：“长春的十万守军，如果白白损失，也是太可惜了。” 考虑了几分钟后，老蒋又转而说：“沈阳的撤军可以推迟一段时间，等我从傅作义那里抽调几个军到东北后，再做考虑。” 第二天，老蒋召集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到官邸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第三厅厅长罗泽闿也被叫来。 老蒋指示说：“沈阳的主力做好撤军的准备，等华北的部队出关后，马上组织行动。” 接着，罗泽闿宣布了撤军计划：沈阳的防务交给周福成的53军，将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49军、52军、71军编为机动兵团，做好撤军的准备，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统一指挥。 廖耀湘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这个撤军计划应列为机密，在正式实施前不要公开发表，以免引起周福成等将领的不满，影响沈阳的军心；二是，将由新六军发展出来的青年军207师，编入周福成的防守兵团，207师是“三旅九团制”的加强师，实际兵力接近一个军，留守后，既可以增强沈阳的防御力量，也可以监视属于东北军系统的53军。 在讨论中，罗泽闿问道：“如果沈阳的主力尚未撤离，而锦州受到攻击，那么如何应对？” 廖耀湘说：“来之前，我和卫总司令商量过，一旦锦州受到重兵进攻，华北方面应该迅速增兵葫芦岛，等葫芦岛的援军和锦州的部队会合后，沈阳的主力再出兵锦州。” 罗泽闿说：“这样不妥，单靠葫芦岛这一路，解不了锦州之围怎么办？应该葫芦岛、沈阳两路同时救援，东西对进。” 廖耀湘说：“沈阳距离锦州路途遥远，盲目前往，中了围城打援之计，在途中遭遇合围，再想退回来，那就很难了。” 当时，蒋军的黄埔将领中，即便是一期生，能当兵团司令官的也不多，廖耀湘以六期生的资历，一跃成为主力兵团的司令官，可谓是六期生中的独一份。 同为六期生的罗泽闿，对廖耀湘向来不大服气，话不投机之下，便当着老蒋的面阴阳怪气的说：“如果将来战事不利，丢失了东北，那么廖司令官的责任最大，因为精锐部队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老蒋听得头大，又聊了几句后，终止了会议。第二天，廖耀湘等人飞回了沈阳，向卫立煌做了报告。 卫立煌得知撤军计划暂缓后，高兴的说：“沈阳的这几个军，是精锐中的精锐，万不可轻易损失。只要能从华北调几个军过来，还是可以维持的。” 卫立煌明显乐观了，蒋军在各大战场败绩连连，老蒋哪有多余的兵力投向东北呢，无非是兑现不了的口头承诺罢了。 到了8月，廖耀湘见老蒋不仅未向东北增派部队，反而将原本的第九军调走，全美械的54军也撤到了葫芦岛，认为不能再拖了，向卫立煌建议应该打通沈阳到营口的通道，从海路将新一军、新六军等主力部队撤走，在撤军的同时，可将沈阳的“剿总”机构，空运迁往锦州办公。 卫立煌顾虑很多，否决了廖耀湘的建议。廖耀湘多次进言无果后，私底下去找了王铁汉等几个省主席，让他们向卫立煌建言。 卫立煌对廖耀湘的这种小动作很不满，在一次会议上说：“下级向上级建议的方案，上级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纳与否。因为建议没有被采纳，就四处活动，逼迫上级执行，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廖耀湘见卫立煌对出营口很排斥，便直接向南京的老蒋请示，老蒋这边则是犹犹豫豫，始终下定不了决心。 老蒋从5月初，就有了将沈阳的十几万精锐部队撤往关内的想法，可直到辽沈战役打响前夕，时间都过去小半年了，竟然还只存在于计划当中，一点实施的迹象都没有。 后来，杜聿明在徐州兵败后，无奈的说：“蒋校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 充当“救火队长”的杜聿明，对老蒋的这个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