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1993年，高伯龙主导研制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在专家组进行鉴定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他内疚极了，说了这样令人痛心的话。 这句话背后的故事，要从1971年讲起。那一年，钱学森带回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纸片，交给了国防科技大学。 这两张纸片，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激光陀螺研究的大门，但这扇门背后却是无法想象的艰难。 激光陀螺，是一种高精度的惯性导航设备，被誉为“导航系统的心脏”，可以为导弹、战斗机等武器提供精准的导航。 但当时的中国，基础薄弱，技术封锁严重，激光陀螺几乎是一片空白。 高伯龙，作为一名本来研究理论物理的科学家，在国家的需要面前，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本可以在理论物理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选择了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他说：“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他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掷地有声。 高伯龙的科研之路从一开始便充满艰辛。当时的实验条件极为简陋，团队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他们只能将一间废弃的食堂改造成实验室，许多实验设备只能自己动手搭建。 他们拆旧桌椅做钢材，用废弃材料焊接设备，有时甚至要推着板车去工地运回废石头。高伯龙笑着说：“没有丢不丢脸，只有能不能做。” 为了争分夺秒地追赶国际前沿，高伯龙几乎把自己“钉”在了实验室里。他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累了就在椅子上眯一会儿，饿了就煮碗面条草草填饱肚子。 炎热的夏天，密封的实验室闷热如蒸笼，为了确保实验精度，他宁可不开风扇，穿着一件五块钱的背心，汗水湿透衣服也浑然不觉。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哮喘反复发作，但每次发作稍微缓和一些，他就立刻回到工作台前，继续实验。 他的妻子心疼地问：“为啥不能悠着点？”他总是淡淡一笑：“我们起步晚，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候才能赶上？” 研究中，高伯龙提出了“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方案，这在当时是极具争议的，因为国际主流技术采用的是“二频方案”，很多人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但高伯龙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关，最难的部分是镀膜技术。 当时，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一切都需要他们自己摸索。他们计算、分析、试验，不知经历了多少失败。 那段时间，高伯龙瘦了30斤，眼睛布满血丝，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停下。他说：“我始终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找到突破口。” 1993年，经过20年的苦苦攻关，高伯龙团队终于研制出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那一天，他们满怀期待地将样机搬到专家组面前进行鉴定。 然而，意外发生了。关键时刻，样机出了问题，无法正常运行。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 而高伯龙的内心更是像被重重击打了一拳。 他觉得，这20年的努力，这么多国家的投入，竟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他站在那里，声音颤抖地说出那句让人心酸的话：“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在场的专家和同事听着这句话，无不动容。大家都知道，高伯龙为这个项目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了激光陀螺的研究中，他怎么会“有罪”？ 但高伯龙的自责，源于他对国家的责任，对科研的极致追求。他从不允许自己辜负国家的期望。 这次失败，并没有打垮高伯龙。他立下“军令状”，誓言在一年内解决所有问题，再次让样机完美运行。 他和团队重新开始，一遍遍地查找问题、调整数据、反复试验。他们几乎住在了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进行修复和优化。 终于，一年后，1994年，中国第一台高性能激光陀螺问世了，它的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激光陀螺技术的国家，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从那以后，激光陀螺成为中国军事装备的核心技术之一，为导弹、战斗机等高精度武器提供了精准的导航支撑。中国的武器可以“指哪打哪”，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功不可没。 而这位“激光陀螺之父”，生活却极其简朴。他常年穿着那件五块钱的背心，一件棉袄穿了三十多年不舍得换，87式的作训服成了他的“标配”。 他从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科研中。他说：“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就必须做到。” 2017年，高伯龙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然在病床上查阅资料，研究激光陀螺的下一步技术。
机器人
老科学家朴实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