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3名叛徒以聚餐名义，将17团40多名干部包围在会议室，随后3名叛徒带着2000多人投靠了汤恩伯，汤恩伯给予3人高官厚禄，本以为飞黄腾达，然而，他们3人的结局并不好。 1939年12月11日傍晚，安徽萧县，八路军17团驻地一片祥和，可就在这祥和表象下，暗流涌动，危险悄然来临… “真是可恶！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干脆反了得了！”耿蕴斋喊了一声。 “小点声，担心隔墙有耳。”吴信容赶紧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一起看向了17团团长刘子仁：“刘哥，弟兄们都跟着你混，你给句话吧。” “把部队带出去！”刘子仁牙一咬，随后和两人约好了具体细节，就离开了。 那么这三人究竟为何放着好好的八路军战士不当，非要选择当叛徒呢？这还要从三人当中的“带头老大哥”刘子仁说起。 刘子仁是河南永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子仁回到老家拉出了一支队伍，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因为刘子仁曾经有过带兵的经验，所以部队一度被他带得有声有色，刘子仁也大有一副自己是“天下良将。举世无双”的架势。 然而，日军的到来很快打碎了他的美梦，自从1938年日军占领永城之后，刘子仁就屡战屡败，他甚至有些怀疑人生了，最后他觉得自己一个人这么搞还是不行。于是就决定加入新四军。 耿蕴斋和吴信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在加入我军之后，刘子仁成了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副总队长兼一团团长。 而吴信容是八路军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而耿蕴斋则是特务团团长，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后来奉上级命令，刘子仁的部队进入了八路军，他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17团团长。可以说这三人的职位都不低，只是这三人在我军里都很不满意。 因为之前没有加入我军的时候，这三人在自己的部队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还带着一些坏习惯，比如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喝酒，请算命的大师算一卦。看看能不能出兵在打，甚至队伍里还有一个专门的“女兵连”，这些女兵有时会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这些事情在我军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我军在收编这三个人的部队时，就已经剔除了一些人，又三令五申打仗前不许喝酒，不许搞迷信活动，对待女同志要尊重，让这三人内心都非常不高兴。 耿蕴斋和吴信容两个人比较肆无忌惮，经常在部队里发牢骚，还屡次违反纪律，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决定对耿、吴二人采取措施，八路军四纵队6旅政委吴芝圃来到17团驻地，找来刘子仁，将任务交给了他。 刘子仁是一个心机深沉的人，虽然他心里也对我军不满，但是却没有宣之于口，所以吴芝圃认为对方可以信任。 耿蕴斋、吴信容和刘子仁私下里关系很不错，耿、吴两人还认了刘子仁当大哥，看到刘子仁过来通知说我军要对他们采取措施，当下气得七窍生烟，三人一合计，就决定将部队拉出去，继续做山大王。 当天晚上，三人就借着聚餐的理由将17团的40多名干部包围在会议室，包围完成之后。他们认为三人已经是瓮中之鳖，就去吃饭去了。 不过八路军干部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以蔡永、周大灿、廖云辉三人为首，聚在一起，商议如何逃离。最终，这群八路军干部借口闹肚子从里面冲了出来，试图夺取机关枪。 就在他们要成功的时候，刘子仁回来了，他脸色瞬间惨白，立刻指挥自己的士兵向这些人开枪。 刘子仁的士兵最终还是开了枪，周大灿、廖云辉牺牲，蔡永头部中了一枪，最终刘子仁三人带着士兵叛逃。 除了周大灿和廖云辉之外，还有十几名干部也壮烈牺牲了。 三人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自由，然而三人投奔汤恩伯之后，表面上得了高的职位，实际上却被管得更严了，也根本得不到信任。 1942年，吴信容的病越来越重，临终前他告诉自己的弟弟吴信元要回到革命队伍当中去，他对脱离八路军无比后悔。 刘子仁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位“老大哥”脾气比较大，看汤恩伯也不信任自己，索性就投靠了日军，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国民党。 1949年12月25日，刘子仁在巴中起义，然后被人打死。 耿蕴斋的结局要好一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将家眷送到了延安，解放战争一开始，他本人也逃到了延安，最终他得以善终。 这三人原本都有光明的前途，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和短视而断送了，自己也成了人人唾骂的叛徒。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只想着自己舒服，最后误入歧途，付出了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