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说了一番比天还大的话。这番话，在当时的国民党听来是＂不给自己留活路＂，可在毛泽东自己看来，这番自断＂生路＂的话，恰恰是＂唯一的生路＂。 1949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北方地区，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不得不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广州。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举动：一边宣布撤回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边又在8月5日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多页的对华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的发表时间选择极具战略意味。美国政府特意选在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尚未抵达华盛顿的时间段内公布这份文件，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的。 白皮书的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核心：一是详细记录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巨额援助，二是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援助最终未能阻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从1945年到1949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总额超过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支持。 然而，如此巨额的援助却未能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军队在1949年上半年接连丢失北平、天津、南京等重要城市，其统治区域迅速萎缩。 美国政府此时发表白皮书，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对华政策失败寻找解释。白皮书中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试图撇清美国与国民党失败之间的关系。 这份白皮书的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它不仅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总结，更是美国在亚洲战略面临重大调整的信号。 对于国民党而言，白皮书的发表无异于雪上加霜。它不仅失去了最重要的国际支持，更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了自身的种种问题。美国这个盟友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做法，使其在政治和外交上都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选择在8月18日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其时机选择同样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篇文章不仅是对美国白皮书的回应，更是对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国际关系的一次重要表态。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其全球战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欧洲、亚洲和美洲，其中亚洲战略的核心就是控制中国。 这种战略布局的逻辑十分清晰：中国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如果能够控制中国，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亚洲的战略枢纽，美国就可以腾出手来专注于欧洲战场。 但美国的这一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全世界人民普遍的反战情绪，其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最关键的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其直接军事干预的计划。美国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向国民党提供资金和武器，让国民党充当其在中国的代理人。 在分析国内形势时，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优势。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其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比之下，国民党政权虽然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但其统治基础却在不断削弱。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军队的不断溃败，使其失去了民心。 美国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白皮书中，时任国务卿艾奇逊承认国民党＂意志消沉，失去民心＂，即使投入再多的援助也无法挽回局势。 而中国共产党则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解放区，共产党推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共产党的政策也得到了工人、知识分子等各界群众的拥护。 这种军事实力和群众基础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命运。即使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也无法扭转这个大势。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判断，体现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他看到了美国虽然强大，但在中国问题上也有其难以突破的限制。 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军事力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上。 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才能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以坚定的语气回应美国的白皮书。这不是一时意气用事，而是建立在对形势准确判断基础上的战略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