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前夕，我军一副军长按照级别应被授予少将军衔，谁知贺龙听说后顿时火冒三丈，连夜开车去找了上级，大声说道：“我让一颗星星给他！”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的孩子读书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杨秀山的家庭在当时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连写一封简单的信都需要求助于他人。 当时的地主经常在账本上做手脚，杨秀山的父亲不识字，只能忍气吞声。一次写信求助教书先生后，这位先生提出让杨秀山去私塾读书，说两年时间就能学会写信。 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能让孩子读上两年书已经是莫大的恩惠。杨秀山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私塾里刻苦用功，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 这短短两年的求学经历，为杨秀山日后的成长打下了重要基础。因为识字，他不仅能够帮助家里写信，还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这些都为他后来在军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年仅16岁的杨秀山加入了红军队伍。在部队里，他的表现十分突出，不仅作战勇敢，还能够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提升。 贺龙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年轻有为的战士，把他调到身边当传令兵。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杨秀山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短短几年时间，杨秀山就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红军干部。到1935年，他就已经担任红四师团政委的职务，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之一。 在这个位置上，杨秀山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素养。他不是那种只会躲在后方发号施令的指挥员，而是经常冲在战斗的最前线。 在红军队伍中，杨秀山始终保持着冲锋在前的战斗作风。他虽然担任政委一职，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但从不把自己局限于后方指挥的角色。 每次战斗，他总要亲临前线，和战士们并肩作战。这样的指挥风格让他在部队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但也让他多次负伤。 在陈家河战役中，杨秀山在前线观察战况时不幸中弹，子弹击中了他的肩颈部位。这次负伤导致他的左手落下了后遗症，但他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 仅仅休养四个月，他就重返战场。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左腿又不幸中弹，子弹卡在了骨头上，手术后还有部分弹片无法取出。 杨秀山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部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地雷战术。他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学来的土制地雷技术，经过改良后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担任358旅副政委期间，他指挥了全旅一半以上的作战任务。统计显示，他是全旅指挥员中负伤次数最多的一位。 多年的战斗生涯中，杨秀山的身体里留下了21枚无法取出的弹片。这些弹片大多来自不同战役中的炮弹碎片，有些甚至深入到了骨头里。 频繁的负伤导致杨秀山不得不多次长期休养。每次养伤期间，部队里的晋升机会都与他擦肩而过。 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间，他的军衔一直未能得到提升。每当有晋升机会出现时，他都因为在养伤而错过。 尽管如此，杨秀山从未因为升迁缓慢而消极怠工。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 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曾从师团政委降为营政委。面对这样的安排，他没有任何怨言，而是继续带领部队英勇作战。 1955年，中央军委开始为军队将领授予军衔。根据当时制定的标准，副军长一般授予少将军衔。 贺龙在得知杨秀山按级别只能授予少将军衔时，立即驱车前往军委。多年来，他一直看着这位老部下在战场上拼杀，对杨秀山的付出和牺牲最为清楚。 在军委会议上，贺龙详细介绍了杨秀山的战斗经历。他特别强调了杨秀山身上的21枚弹片，这些都是他为革命事业付出的见证。 贺龙向罗荣桓详细说明了杨秀山14年未能晋升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多次负重伤，不得不长期养伤而错过晋升机会。 罗荣桓在听取了贺龙的陈述后，对杨秀山的情况有了全面了解。他认为杨秀山的特殊情况值得特殊对待。 经过军委的研究讨论，最终同意了贺龙的请求。这个决定打破了当时军衔授予的常规标准。 杨秀山因此成为全军唯一一位以副军长职务获授中将军衔的军官。这个特殊的授衔决定，体现了组织对他多年来在战场上付出和牺牲的肯定。 这颗多出来的将星，不仅是对杨秀山个人的嘉奖，更是对那一代革命军人牺牲精神的褒奖。组织上的这个决定，充分显示了对革命功勋的尊重。 在授衔仪式后，杨秀山继续以他一贯的作风工作。他从不因为军衔的高低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 2002年，杨秀山将军在89岁高龄时去世。他身上的那些弹片，经过数十年已经凝结成了几颗金属球。 这些金属球成为了他一生战功的最好见证。它们记录着一个革命军人的赤诚奉献，也见证着一个特殊的将星诞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