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第本可评大将，为何最后仅被授予上将军衔？ 究其原因，是周士第犯了一个大错。 南昌起义时，周士第带着25师死守三河坝。但三河坝四面环山，三江汇流，根本不适合防御。没几个回合，周士第的队伍就损失惨重。 1923年春天，周士第带着满腔热血离开了家乡，背井离乡的他在离开之际，在家门的墙壁上题下了一行诗：“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 当他踏上北上广州的船只，心中既有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对未知的恐惧。 沿途的景物逐渐变得模糊，而他的革命信念却愈发明晰。 抵达广州后，他在这里遇到了徐成章等一批共产党人，首次深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24年，他进入黄埔军校，与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左权成为同学，共同学习军事技能和政治理论。 同年，孙中山与中共广东区委合作，筹划组建“铁甲车队”，周士第被选中参与这一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的组建工作，他与其他几位同志共同肩负起培训新队伍的责任。 11月，铁甲车队正式成立，他担任见习教官，教授队员射击、投掷、刺杀等军事技巧，同时还负责传授政治课，教导队员理解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周士第的教学充满激情，深得队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随着北伐战争的全面展开，原本由铁甲车队演变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了战场上的一支关键力量。 周士第被提拔为第1营的营长，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 在北伐的烽火中，周士第领导的第1营屡屡作为先锋部队冲锋陷阵，表现出惊人的勇猛和高效的战术执行力。他们的行动迅速而精准，常常在敌军尚未稳固阵脚之前，就已经突破了防线，因此赢得了“北伐先锋的先锋”的称号。 在这些连续的战役中，周士第不仅展示了他精湛的军事才能，更显示了他作为指挥官的果敢和冷静。每一次战斗，他都亲自站在最前线，指挥部队攻坚克难，无畏地面对枪林弹雨。 这种无惧和坚决的领导风格，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士气和凝聚力，正是由于周士第和他的第1营的表现，独立团被冠以“铁军”的美誉。 在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结构调整，原先的独立团被重组为第25师的第73团。 在这次重组中，周士第被任命为73团的团长，继续领导这支他曾带领过的部队。 南昌起义的策划期间，周士第和他的部队驻扎在江西九江，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力量，在起义前夕，周士第与聂荣臻密切合作，共同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1927年，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急于镇压这股突然起义的红色力量。 起义军在被迫撤出南昌后，决定南下广东，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9月18日，他们抵达广东大埔县城，作出了关键的军事部署。 周恩来和贺龙带领主力部队继续向潮州和汕头推进，而朱德则率领周士第和部分兵力守卫三河坝，确保主力部队的安全南下。 三河坝的控制权一直被视为是控制南方重要通道的门户，常言道：“控制了三河坝，便控制了通往潮汕的要道。” 朱德的战术布局充分利用了三河坝的地形优势，他派出侦察兵在汇城山监控敌军可能从松口或大麻方向的进攻，同时主力部队撤至韩江东岸的东文部，借助河流作为天然防线。 当蒋介石的钱大钧将军于10月1日带领约2万兵力沿梅江而下直扑三河坝时，朱德已在笔枝尾山及韩江东岸沿线构筑了坚固的防线。 随后的三天三夜里，双方在三河坝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朱德与周士第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讨论后，决定为了保存实力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序撤退，以图在未来与在潮汕地区的主力部队会合。 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分别前往香港和上海，试图寻找并重建与中央党组织的联系。 这一行动对于当时四散各地、陷入孤立状态的党组织成员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到了1927年年底，周士第终于抵达香港，并成功与在当地的中共高层领导李立三取得了联系。 周士第向李立三详细汇报了自己所部的近况以及在广东的战斗经历，这些信息对党中央了解整个战局有着重要帮助。 就在周士第完成使命的同时，不幸的是，他染上了疟疾这种常见于南方的疾病，病情迅速恶化。 当时经费极为紧缺，医疗支援能力有限，周士第的病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成了大家极为关心的问题。此时，他的同乡陈超鹏提出了一个建议，认为周士第应前往南洋地区，那里的气候条件和医疗环境可能更适合治疗疟疾。 经过深思熟虑，1928年1月，周士第决定接受陈超鹏的建议。 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也没有事先与党组织通报他的行动计划，便悄然离开香港，前往南洋。 在1979年的夏季，一个深刻的时刻到来了。 6月30日，经历过无数战火与岁月磨砺的老将周士第因病在北京安详离世。 中央军委对周士第的逝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悼词中写道：“周士第同志自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国民革命的洪流中，他为我军的创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消灭蒋介石军队，为我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