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孙元良召开军事会议，准备攻打起义的邓锡侯等人，两个军长、七个师长群起抵制，拒不参会。孙元良见难以控制部队，自行脱离逃走了。 1926年秋，随着国民革命军进攻南昌，战局迅速发生变化。国民军队刚占领南昌不久，便遭到江西地方军的围攻。敌军由邓如琢和孙传芳率领，分南北两路形成包围，双方激战不断。 此时，孙元良担任王柏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临时归程潜的第六军指挥。程潜虽然率军攻入南昌，但重要的铁路车站依然未被控制，且敌军反扑迅猛，形势急转直下。 在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程潜决定放弃南昌，命令全军撤退。孙元良在接到撤退命令后，迅速带领第一团向西撤退，转移至奉新。 然而，他并未完全执行上级指令，而是擅自决定继续西撤，进一步脱离战场。此举引发了程潜与孙元良之间的矛盾，程潜对孙的擅自行动极为不满。 蒋介石对第一师在南昌战役中的表现极为失望，尤其是孙元良未经命令擅自撤退，直接导致了革命军的惨败。为了震慑军心、整顿军纪，蒋介石亲赴奉新，召集部队官兵训话，严厉批评孙元良，并命令按照军法枪毙。然而，蒋介石的举动并非一意孤行。 虽然公开要求处决孙元良，但私下却暗中派人通知其逃跑。孙元良得知消息后，迅速化装逃脱，逃往日本。这场表面上看似铁腕整顿的行动，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一场政治布局。孙元良被安排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在后来逐渐升迁，直至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将。 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内局势愈发混乱，随着镇江失守，蒋介石命令南京的守军开始撤退。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日军进攻，唐生智作为南京防守总指挥，紧急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会议一结束，众将领迅速离席，各自准备行动。 在这些将领中，七十二军的军长孙元良步伐踉跄地走出了会场，他的状态引起了同僚的注意。尽管他表面上看似镇定，但从他微微摇晃的步伐中，不难察觉出内心的不安。 唐生智随即找到孙元良，并将掩护全军撤退的重任交给了他。孙元良表面应承，然而心中却已有了别的打算。 会议散会后，孙元良并未立即返回军部，而是指示司机开往五元巷。司机显得疑惑不解，因为作为一军之长，按理说他应当立即组织撤退，怎么会选择前往城南的五元巷。 然而，孙元良没有解释，闭目养神，仿佛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直到抵达目的地，孙元良才下车，命令司机返回军部。 五元巷已是空寂无人的地方，随着南京市民的撤离，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影。孙元良进入一座空房，迅速脱下军装，换上平民衣物。改头换面后，他匆匆离开，租了一辆人力车驶向不知名的方向。 孙元良的行为引发了种种猜测。一些说法认为他通过化装潜入外国使馆；另有传闻称，他曾藏匿于南京的难民区或妓院。然而，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他在撤退中借助了游击队的力量，一路南下最终逃脱。 不久后，孙元良的弃兵行为被广泛传闻，甚至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怒。蒋介石命令彻查其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严令军法处置。然而，孙元良巧妙地避开了调查，并在武汉的政治漩涡中重获机会。在黄埔同学的帮助下，他得以恢复军职，并最终重返七十二军继续担任军长。 1946年6月，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随后在1947年10月担任郑州绥靖公署整编第四十七军的军长。1948年8月，所部扩编为第十六兵团，孙元良兼任兵团司令，并成为徐州“剿总”郑州前进指挥部的副主任，积极参与淮海战役，负责守卫徐州。 战局急转直下，1948年12月1日，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攻占徐州。到4日清晨，敌军三个兵团被围困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地区，形势十分严峻。 12月6日，杜聿明决定放弃南突解救黄维的计划，命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从不同方向突破包围圈。然而，孙元良的突围计划却充满了争议。 在与杜聿明和其他指挥官沟通后，孙元良坚决认为继续战斗是死路一条，于是决定在不打硬仗的情况下采取迅速撤退。他下令部队销毁重型装备、改为骑兵，并分兵突破包围圈。 尽管作战命令下达，但孙元良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抛下部队、单独逃生。他巧妙地躲避了解放军的搜查，最终在18日成功抵达河南信阳。 孙元良的逃脱引发了极大的愤慨。李弥和杜聿明纷纷向蒋介石报告孙元良失踪，称其行为使得部队陷入困境。孙元良返回南京后，却毫不避讳地为自己辩解，声称这是一次“机智脱险”。 蒋介石在需要用人之际，未对其做出惩处，反而让孙元良继续担任16兵团司令。然而，随着16兵团的起义，孙元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指挥的部队加入人民解放军，最终孤身逃往台湾。 参考资料：王成斌 刘炳耀 叶万忠等.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第五集》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