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蒋介石派了最后一架飞机到了沈阳，让只接卫立煌一人到葫芦岛，卫立煌不同意，他把亲随等30多人全部带到机场，勉强上了飞机。 1948年的东北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东北野战军的兵力已经突破100万，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50万的驻军总数。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部队士气低落。东北野战军采取积极进攻策略，连续展开多次重要战役，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这样的局势下，沈阳作为国民党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东北野战军正在步步紧逼，沈阳周边的重要据点相继失守。 蒋介石清楚地认识到东北战局已经难以挽回，开始考虑如何保全关键将领。作为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是蒋介石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对象。 然而，蒋介石对卫立煌始终存在着深深的戒备。卫立煌虽然是＂五虎将＂之一，但他不是黄埔系统出身，早年还在许崇智的粤军中任职，这些都让蒋介石对他心存芥蒂。 在东北战局危急的时刻，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只派出一架飞机前往沈阳，并且明确表示这架飞机只能接卫立煌一个人离开。 这个决定反映出蒋介石对局势的判断。一方面，他需要让卫立煌这样的重要将领及时撤离，避免被共产党包围；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让卫立煌带走太多的部下和亲信。 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带有明显的政治考量。通过限制随行人员，可以削弱卫立煌的影响力，防止他在后方形成独立的势力。 对于整个东北战局来说，这架飞机的起落意味着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结束。沈阳这座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军事重镇即将易手，国民党在东北的优势地位即将彻底丧失。 面对蒋介石下达的单独撤离命令，卫立煌表现出了坚决的抗拒态度。这种抗拒并非出于个人安危的考虑，而是基于对随行人员安全的担忧。 这些亲信和随从跟随卫立煌多年，在东北战场上共同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在危急时刻将他们抛弃在战场，这显然不符合卫立煌的行事原则。 卫立煌带领这三十多人来到机场时，负责接应的杜聿明当场表示了反对。杜聿明明确指出这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超出了原定的撤离计划。 然而，卫立煌采取了一种非常坚决的态度，表示如果不能带走这些人，他宁可留在沈阳。这种态度让杜聿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最终，在卫立煌的坚持下，杜聿明不得不同意让这些人一起登机。这个决定虽然违背了蒋介石的原意，但也体现了军中将领之间的某种默契。 这三十多人的集体撤离对当时的军心士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他留守在沈阳的军官看到这一幕，更加确信沈阳即将失守。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来说，这次集体撤离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原本应该继续坚守岗位的一些军事人员，也开始寻求撤离的机会。 在沈阳的最后时刻，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新任的沈阳城防司令周福成难以有效控制局势。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了后续的战局发展。没有了完整的指挥系统，沈阳的防务很快就陷入了混乱状态。 当时的形势下，卫立煌的这个决定实际上加速了沈阳的失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当时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这批随卫立煌撤离的人员中，包括了一些关键的军事参谋和技术人员。他们的集体撤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沈阳的防御能力。 卫立煌在1948年10月30日的决定，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他带领三十多名亲信集体撤离的行为，超出了单纯的个人抉择范畴，反映出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 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并非仅仅因为一次撤离行动而改变。然而，这次事件成为了东北战局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志点，展现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不稳固性。 蒋介石长期以来的用人方式，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明显的问题。他对非嫡系将领的不信任，导致了军队指挥系统的僵化，无法充分发挥军事人才的作用。 卫立煌作为＂五虎将＂之一，具备出色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在国民党的体制下，这些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因为各种政治考量而受到限制。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失败与其用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分强调个人忠诚，而忽视军事才能，这种做法最终影响了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这次事件之后，卫立煌的命运出现了巨大转折。他先是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处境十分艰难。 在南京期间，卫立煌面临着严密的监视和限制。这种处境反映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不信任和分裂。 最终，卫立煌选择了逃往香港，这个决定为他后来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这次逃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对于整个国民党政权来说，失去东北意味着战略态势的根本改变。这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的失误，更是整个统治体系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