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苏州南石子街的一处民宅前，突然停靠一辆满载着日本侵略兵的军用卡车，一个军官下车后开始叽里呱啦地叫嚷，翻译官赶紧有样学样，抬手指着门前不远处的池塘大喊：“抽干池塘，寻找宝物。” 卡车上的日本侵略兵听到命令后，纷纷跳下卡车，将车上载着的一个很大很重的抽水泵给抬了下来。 日本侵略兵很霸道，也不管池塘的主人是否同意，直接将抽水泵接上长长的管子，开始对人家门前的池塘进行排水。 很快，池塘里的水被大功率的抽水泵排空了，却并未有什么宝物出现。日本侵略兵的军官见状有些生气，带着怒气再次喊着什么， 日本侵略兵听到他的话后，纷纷到车上取来铁锹，冲到满是淤泥的池塘里四处挖掘起来。 一直忙碌到天黑，这群日本侵略兵也没能在池塘里挖到宝物，最终只好悻悻地离去。 日本侵略兵要寻找的宝物共有两件，分别是西周大盂鼎和西周大克鼎。而那户老宅的主人姓潘，是这两件宝物的拥有者。提到潘家与这两件重宝的事情，还要从88年前说起。 1849年，陕西省郿县礼村的一位农民下地干活时，意外地刨出一个大铜鼎来，他对文物有所了解，知道大铜鼎很值钱，并未四处声张。 他借来几匹马，套在自家的马车上，当天夜里带着家人将大铜鼎给挖了出来，连夜找到当地的文物贩子，卖了不少钱。 这位农民挖出的大铜鼎，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周大盂鼎，因为他的贩卖而流落到文物市场上。岐山首富宋金鉴发现了大盂鼎的价值，花重金买了下来，准备作为传家宝收藏。 然而，大盂鼎这件宝物太过显眼，宋金鉴购宝之事很快传得人尽皆知，贪婪的岐山县令周庚盛得知此事后，起了贪念，以巧取豪夺的方式从宋金鉴手中抢了过来。 周庚盛对文物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争夺此鼎完全是为了发财，大盂鼎到手后，立刻被他转手卖给了一位北京的古董商人。 宋金鉴遭到县令欺压，痛失爱宝，心中悲愤不已，一直暗中观察大盂鼎的去向。当他得知大盂鼎被县令贩卖到北京后，他立刻赶赴北京，以3000两白银的高价，又偷偷地给买了回来。 宋金鉴对大盂鼎非常珍爱，每日都会偷偷鉴赏一番。不过，宋金鉴深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晚年病重时，担心自己死后，家里人会因大盂鼎遭难，果断决定将大盂鼎卖给了袁保恒，仅要了700两白银，这样的价格与他当年购得此宝时花费的价格相去甚远。 袁保恒购买大盂鼎时，是陕甘总督左宗棠手底下的一名幕僚，袁保恒知道左宗棠素来喜爱古董文玩，因此得宝后不敢专美，为了讨左宗棠欢心，遂献宝于他。 左宗棠得到大盂鼎后爱不释手，将其视为家中至宝，轻易不肯示人。彼时，左宗棠正处于事业上升阶段，在官场混得春风得意，加之自身确实具备真才实学，难免有些恃才傲物。 永州总兵樊燮，看不惯左宗棠得意，于1859年向咸丰皇帝进谗言，几乎将左宗棠入罪。左宗棠当时的处境非常狼狈，已经到了无法自救的程度，眼看着就要被人构陷。 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素来正直，看不惯左宗棠遭人陷害，便挺身而出。不仅在朝廷上仗义执言，在私下里更是花费了大量财力，替左宗棠上下疏通关系，这才勉强帮他脱了罪。 正所谓大恩不言谢，左宗棠乃知恩图报之人，他知道潘祖荫也是一位酷爱金石之人，便慷慨割爱，将大盂鼎送到潘祖荫府上，以谢搭救之恩。 潘祖荫是一位青铜器的收藏大家，得到大盂鼎后欣喜万分，对于他这样的收藏者而言，得到此鼎远比得到黄金万两还要开心。 数十年后，又花重金买到了大克鼎，集两件重器于一室，在当时传为佳话。甚至还流传出一种说法，“天下宝物有三，潘家独占其二”。 遗憾的是，潘祖荫享受美誉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病逝了。临终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两尊宝鼎，一再嘱咐弟弟潘祖年，一定要保护好它们。 潘祖年知道，潘家失去潘祖荫的庇护后，很难保住两尊宝鼎，为了完成哥哥临终嘱托，他悄悄将两尊宝鼎运回了苏州老宅，低调地收藏起来。 回到苏州老家不久，潘祖年的孙子意外患病离世，潘祖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痛不欲生，一时间难以疏解，竟然重病卧床，奄奄一息。 潘家遭逢接二连三的变故，潘祖年自知命不久矣托，只是放心不下两尊宝鼎，始终不肯闭眼。直到他的孙媳妇潘达于，跪在病榻之侧，当面发誓宁死也会保住宝鼎，潘祖年这才安心合眼。 潘达于身为弱女子，被迫成为落魄潘家的顶梁柱，但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她却始终坚守承诺，无论是面对生死危机，还是面对商人重金求购，皆不为所动，坚称宝鼎已经不知去向。 其实，两尊宝鼎一直被她藏在身边，或埋在地下，或用破烂衣服、棉被等伪装成破烂，以此掩人耳目。 1937年，日本侵略兵到潘家搜查宝鼎时，潘达于带着家人外逃前，已将宝鼎埋在房子下面的地底，躲过了日寇的搜查。但日本侵略者仍不死心，这才出现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直到1951年，潘达于毅然将她历经艰险保存下来的两尊宝鼎捐献给国家，她这才得以放松下来。 国家奖励她2000万旧币，潘达于一分未动，全额捐献了出去，只将那张奖状，挂在了自己的卧室，算是给自己多年的付出留下一点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