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邓小平夫人卓琳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大儿子“胖胖”从她的身边走过，她看到这一幕，意识到一个问题，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去找邓小平。 “胖胖”是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的大儿子，1944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彼时正处于战争的焦灼状态，刘邓大军四处征战，邓小平一心为国，却忽略了自己的家事。 1945年，129师驻扎在涉县东岸村，总算是暂时安顿下来，卓琳洗衣服时看到身边走过的“胖胖”，突然想起来，“胖胖”马上就要2岁了，却还连正式的名字都没取呢。 以后他上学，没有正式的名字哪行呢？想到这里，卓琳赶紧去找邓小平说这件事儿。 邓小平听完夫人的话，认为她的话非常有道理，为大儿子取名字这件事，确实不能再拖了。 邓小平略作沉吟后，想到了“胖胖”的出生地是在太行地区，就想以“太行”为自己的儿子命名。 毕竟，太行地区对革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邓小平革命、生活多年的地方，而“胖胖”的出生地麻田村，更是有着太行山“小延安”的说法，若是给儿子取名“太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听了邓小平的想法，一旁奋笔疾书的刘伯承却将手中的笔停下，放在桌子一侧的笔架上，望着邓小平笑而不语。 邓小平这才恍然大悟，想起师长的儿子已经取名叫“太行”，他若是也取同样的名字，有些不合适。 刘伯承与邓小平二人，在历史中往往并称为“刘邓”，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刘伯承与邓小平搭班子带兵。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他们二人的关系远远不止工作关系这么简单，私下里更是密不可分的好朋友。在太行地区期间，他们不仅工作在一起，就连两家住的房子也是挨着的，无论私下交流还是忙于工作，他们两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很长。 卓琳向邓小平提出给“胖胖”起名字时，刘伯承正好就在邓小平家办公，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一幕。 邓小平率先开口，对刘伯承说：“师长啊，你娃占了我娃的名字咯。”卓琳也接口道：“那师长就给取一个新名字吧。” 自古以来，中国人给晚辈取名字，一般都是父亲或者爷爷来取，邓小平夫妇却主动邀请刘伯承来取，可见他们的关系之亲密。 刘伯承听了卓琳的话，却坚持不肯，称取名的事情是政委的“工作”，不是师长的活儿。邓小平却不肯罢休，称“刘邓”不分家，坚持让刘伯承给“胖胖”取大名，还将“胖胖”喊到了身边。 刘伯承看着来到面前的“胖胖”，也不再推辞，仔细端详一番后，拿起手边的笔，在白纸上挥笔写下四个大字——“朴实方正。” 写完后，刘伯承并未立即放下笔，而是提笔又在四字中圈出两个字来，一个“朴”字，一个“方”字。随后刘伯承对邓小平夫妇笑着问道：“孩子就叫朴方，你们看可好？” 邓小平夫妇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立刻满口答应，邓朴方就这样拥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 邓朴方不负父母的期望，长大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一名北大的高材生。 遗憾的是，邓朴方在6年后受到父亲的影响，卷入了历史漩涡之中，被一些人逼迫做出对父亲不利的事情。 邓朴方自幼对父亲敬重，宁肯被关进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房间里，也绝不肯低头。据《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记载，饱受痛苦的邓朴方，最终选择从三楼一跃而下，导致终身残疾。 邓朴方被送到医院后，因为身份被拒绝治疗，辗转换了几家医院，最后由妹妹邓楠签字，这才得以接受治疗。邓楠当时也处境艰难，到医院签字后没有机会陪伴哥哥，就立刻被带走了。 经过治疗后，邓朴方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高位截瘫的残疾，生活陷入深深地痛苦之中。 时间来到1971年，邓小平已经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对儿子的惦念却一刻也没有减弱。他当时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儿子邓朴方能够来到自己的身边。 他的这个愿望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得以实现，邓朴方与父母相见，一家人迎来难得的团聚！ 此后，邓朴方得到马克斯博士的帮助，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和治疗。又在加拿大接受了阿姆斯特朗教授的手术治疗，终于可以坐起来并利用轮椅行动。这样的改善对于一直卧床的邓朴方而言，无异于是得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困顿于轮椅之上的邓朴方，并未就此沉沦，反而激起了他帮助更多人的信念。从外国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回国以后，他立下一个志向，要建立一个属于新中国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获得新生。 在邓朴方的不断努力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于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短短数年之间，数十万的白内障患者、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在基金会的帮助下得到了治疗，恢复了健康。 与此同时，上千个残疾人工疗站和社区康复站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向各地的残疾人提供帮助。 邓朴方的胸怀极其宽广，他将自己帮助残疾人的目光投向了国际，大力推动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全世界残疾人做出了贡献。因此，他成为第一位荣获“国际残奥委勋章”的中国人。 如今，邓朴方依然奔走在帮助残疾人的路上，让无数残疾人在生理层面和精神层面重获新生，重新得到直面生活的勇气，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