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公司太不拿农民工当回事”！福建福州，男子在木工班组工作，见同事与钢筋班组工人冲突后，向钢筋班组长报告，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男子被打成头面部、肋骨骨折，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公司却说故意伤害不是工伤。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仓山区人民法院） 袁生53岁，从江西新余到福建福州打工，由A劳务公司派遣到某项目工作，是该项目的木工班组工人，与陈磊等人同组。 9月2日上午10时许，袁生在4层屋面作业，陈磊因木板移开问题，与钢筋班组工人周福发生争执，后木工组的陈平、杨忠、陈毅、陈某等人赶来，将周福控制住后被劝开。 袁生看见该情况后，打电话向班组长李彰报告，李彰到现场后打了陈平一巴掌，后陈磊、陈平、杨忠、陈毅、陈某五人殴打周福等人。 袁生在劝架时被陈平、陈磊持钢棍、钢筋钩殴打，导致头面部、肋骨骨折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颅骨凹陷性骨折、硬膜下血肿等。 同年12月15日，闽侯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陈磊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对袁生作出相应赔偿。 陈磊等不服，上诉至福州市中院，次年4月12日，中院以上述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为由作出维持裁定。 刑事案件结束后，A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向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人社局告知缺件，A公司提交补正材料后，县人社局受理。 5月27日，县人社局以工伤认定申请主体错误为由，作出《驳回工伤认定申请决定书》，6月1日，袁生以A公司为用人单位，再次提起工伤认定申请。 县人社局予以受理，并向袁生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A公司向县人社局提交《回复函》，认为袁生在上班时间受伤，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两个因素。 但袁生作为木工组工人，当时并未履行与工作职责相关工作，袁生被故意伤害，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得到法院裁决。 6月17日，县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A公司不服，向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复议后决定维持，A公司将人社局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工伤认定，并提出如下理由： 1.事实认定错误。工伤认定决定书中，认定袁生受到伤害，系劝架时被加害者殴打致伤存在错误，实际上袁生并非履行劝架职责。 与本案相关的刑事判决书，已认定袁生、班组长李彰因琐事与陈磊等人发生冲突，进而双方互殴，而不是袁生在工伤认定申请中所称的系劝架而遭到殴打致伤。 2.法律适用错误。 袁生在工地上的职责，并非监管工地秩序和安全，而是木工班组的小工，且不论袁生在现场是否为了劝架，单单就袁生在现场的行为来看，并非履行工作职责。 袁生并非工地安全员，也没有任何人指使其去劝架，人社局以此认定其系履行工作职责，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工伤认定决定书申请人填写时间处有涂改痕迹，不能排除袁生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时，已经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法定1年时效的可能性。 人社局辩称： 1.人社局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且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 经查，袁生在劝架时被陈平等人持钢棍、钢筋钩殴打，人社局认为袁生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故认定袁生为工伤。 2.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A公司以袁生并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事故伤害为由，主张袁生受到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A公司对袁生与其建立劳动关系、袁生系在其承包的项目工地受到事故伤害无异议，争议焦点为袁生是否系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 劳社厅函【2006】497号规定，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等意外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是指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生效判决已查明，袁生的行为过错不明显，其受到暴力伤害并非因私怨私愤引起，而是两个班组因工作原因发生争执，导致各方斗殴造成袁生受伤，袁生受到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A公司作为袁生的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袁生受到事故系非工伤的举证责任，A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劳社厅函【2006】497号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 本案中，根据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袁生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暴力伤害，其受到暴力伤害系因工作而引起，而非存在个人恩怨。 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袁生存在打架斗殴行为，故在现有证据无法明确排除与工作无关的情况下，人社局据以认定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并无不当。 此外，事故发生之日为9月2日，袁生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为次年8月28日，并未超过1年，综上，判决驳回A公司诉求。 对此，你怎么看？ 法治的细节*1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