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继位之后，问计于李纲，李纲说：“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

赵构继位之后，问计于李纲，李纲说：“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在李纲的看来，抵御外侮，不外战、守、和三策，金人兵临开封时，如果坚守，等四方援兵云集之后再战，如此则能避免靖康之耻。 南渡长江，定都杭州之后，随着朝局之逐渐稳定，南宋的主战派修改了李纲的战、守、和方略，提出“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的新思路。在此思潮指导下，张浚、韩侂胄相继北伐，结果先后遭受富平之败，符离之败、宿州之败，从此之后，南宋的字典中只剩下守、和二字。 万历时，在“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的策略影响下，杨镐被催促与后金出战，结果先败二道关，再败三岔口，文武将吏前后死去的有三百一十多人，士兵四万五千八百多人，明廷精锐为之一空，虽然以后在明朝的字典中依然有战、守、和三字，但国势已去，不过苟延残喘罢了。 鸦片战争后，历史又轮回，内忧外患之清廷开始讨论战、守、和三字。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虚弱的清廷侥幸获胜，当时朝野振奋，人心大快，根本没有考虑国势之强弱、事理之是非，次年，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爆发，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水陆夹攻大沽口炮台，很快，天津、北京相继沦陷，僧格林沁之东三盟精锐全部战死，圆明园在大火中毁于一旦。从此，清廷对西夷之策略只剩下“和”一字。 孙子兵法云，攻则不足，守则有余，何时攻？何时守？其实在老祖宗那里早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