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打死也没事！2003年广东一大学生因三证不全者被关入收容所，工作人员吩咐收容者的头头：“半个小时以后，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打死也没事。”不久他又被另一名工作人员用警棍殴打。 2003年的广州躁动不安，经济狂飙突进，城中村的霓虹灯闪烁着欲望的光芒。然而在这繁华的表象之下，一个年轻的生命悄然陨落，如同被巨浪吞没的沙砾，几乎无人察觉。这个名字后来却震动了整个中国——孙志刚。 孙志刚出身湖北农村，家境并不富裕，但他心中燃烧着艺术的火焰对绘画有着近乎执着的热爱。14岁那年他考上了团风一中，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绘画之路。老师们都认可他的天赋，也欣赏他对待艺术的纯粹态度——既不把它高高供奉，也不将其视为纯粹的谋生工具。 他规划着先用绘画养活自己，再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朴素的梦想如同他手中的画笔，描绘着未来无限的可能。大学毕业后他南下深圳，之后又来到广州，成为一名服装公司的平面设计师。 2003年3月来到广州还不到一个月的孙志刚，租住在城中村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努力适应着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并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充满好奇。谁曾想到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将他推向深渊。 3月17日晚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去了网吧，在那个年代网吧是年轻人接触新世界的窗口，然而这次出门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因没带身份证，他在街上被巡逻的民警拦下。这原本只是一次例行检查，却因孙志刚没带证件而变得复杂起来。 他被带回派出所，尽管他解释自己只是暂住，还没来得及办理暂住证，并让朋友带证件来证明身份，但最终还是被送往了收容遣送站。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收容所的笔录中，孙志刚的身份信息被严重歪曲，他成了一个“三无”人员。这粗暴的定性，直接将他推向了命运的悬崖边缘。 收容遣送中转站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救助场所。它更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充斥着混乱和暴力，在这里管理松懈，医疗资源匮乏，各种社会边缘人物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失控的微型社会，孙志刚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他感到恐惧和不安，声称自己有心脏病希望去医院治疗，这或许只是他寻求更好处境的无奈之举，因为他并没有心脏病史。然而他并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被送到了收容人员救治站。表面上是救治实则是另一个更加黑暗的深渊。 救治站原本是精神病院的一部分，医疗条件简陋人员配置严重不足，四名精神科医生要负责两百多名病人，其中既有精神疾病患者，也有社会闲散人员。 3月20日凌晨孙志刚看到同病区有人出院家属来接，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大声呼救表明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这求救的举动却激怒了救治站的护工乔燕琴。乔燕琴担心事情败露，便将孙志刚转移到206号房——一个由“房老大”李海婴控制的“重灾区”。 乔燕琴授意李海婴等人对孙志刚进行殴打，并表示：“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打死也没事。”这句令人发指的话，成为了孙志刚案中最令人心寒的注脚。几个小时后孙志刚被发现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尽管医生进行了抢救，但他最终没能活下来。 最初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脑血管破裂”或“心脏病猝死”。但随着警方的介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法医鉴定显示，孙志刚死于“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的休克”，简单来说就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残酷的真相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公众的愤怒。 南方都市的报道将孙志刚案彻底曝光，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开始质疑收容遣送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舆论的压力如同潮水般涌来。 随着案件的调查深入，相关责任人被绳之以法，乔燕琴被判处死刑，李海婴被判处死缓，其他参与殴打的收容人员和护工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此外涉及渎职的民警、医生、护士等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广州市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的多名负责人也受到了处分。 然而孙志刚案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管理制度的缺陷。许多法学专家开始反思收容遣送制度的弊端，认为它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缺乏正当的法律依据。他们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并废除这一制度。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6月22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废除了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管理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体现了法律的进步和人权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