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迷上了菠萝罐头，觉得它特别好吃。他让秘书赶紧给中国发个电报，让中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让苏联能建个菠萝罐头工厂。 1949年底，毛泽东即将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为了此次访问，准备工作被安排得细致入微，涉及了广泛的文物和礼品选择。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监督了所有访问的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 而礼品的选择则是由杨尚昆负责。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选用湘绣、瓷器、茶叶和竹笋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物品作为国礼。 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了将山东的土特产作为礼物的建议。 苏联由于气候原因，新鲜蔬菜和水果较为匮乏，而山东的白菜、萝卜和大葱等，既能满足实用性，又具有地方特色。 毛泽东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并迅速下令山东分局准备相应的蔬菜水果。 在短短三天内，山东分局便采购了总计二万斤的各类农产品，并由中央派出的飞机负责运送到苏联。 当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一大批精心挑选的蔬菜与中国传统礼品一同呈现。 然而，礼品的交换只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 在更深层次的政治互动中，斯大林曾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的请求。 毛泽东在回应中提出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但强调需要苏联提供贷款及技术支持。 在随后的互动中，斯大林再次提出要求，希望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毛泽东的答复同样坚持“合作但求自利”的原则。 中苏之间存在着多次博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苏联是首个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苏联的大力支持对中国的早期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两国间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 1960年起，由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战略方向的分歧，这种裂痕逐渐扩大。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开始倡导和平共处理念，而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则持续推动共产主义路线。 此外，苏联试图在冷战格局中对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政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认为这将加速中国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然而，苏联并不认同这一点，1959年7月，《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批评了苏联在1920年代试图在农村实行公社化的错误尝试。 到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这一政策与毛泽东倡导的革命路线相悖。 苏联的这一转变被毛泽东视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背离。 进一步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也引起了中国的不满。 1960年苏联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社会主义和革命。 相对而言，中国强调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推崇“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苏联的领导权主张。 军事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也因苏联的政策调整而受挫。 1960年8月23日，苏联单方面决定撤回驻中国的专家，中断了对中国的军事技术援助，包括重要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支持。 1964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中苏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领导层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 赫鲁晓夫突然对中国的批评攻击，认为这是苏联试图控制中国，迫使其服从苏联领导的表现。 同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争执，也是因为苏联试图推行一种上下级的党际关系，违背了党际关系的原则。 毛泽东强调，苏联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纠纷持续不断的核心，若此问题不解决，双方的分歧将难以平息。 毛泽东还指出，许多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本可以通过平和的讨论解决，但因为苏联领导层的态度问题。 他明确表示，即便面对强大的美国，中国也绝不低头，对苏联亦然。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在珍宝岛地区的交火，两国关系跌至冰点。 珍宝岛冲突后，双方在黑龙江以及新疆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 此后，双方在1970年代初进行了多轮外交协商。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边境的军事对峙。 此外，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以及随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苏联对此感到威胁。 几十年后的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他反思了这段历史。 邓小平承指出，中苏关系的恶化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不平等的屈辱感。 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多次内部谈话和与外宾交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历史上中国对其他国家政党的批评，有时并非都是正确的。 他提出，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号施令的同时，中国也不应该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 参考文献：[1]张劲.系统研究中苏关系的开篇——读《中苏关系始末》[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3(3):11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