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说：学大寨快十年了，肚子还是填不饱，怎么也得试试包产到户了！陈永贵对万里说：还用试验？我就是从分田单干的那个时代过来的！庄稼汉在面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场天灾可能就会让农户一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血本无归。而且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万里说：田里的事，要让农民自己说了算，绑在一起都吃不上饭就是公平了？天灾来了国家能不管吗？而且土地还是归集体所有，不会有土地兼并的事发生的，咱们走着看吧，谁对谁错，历史会有定论。 1956年5月，春意盎然之际，为了挖掘农业的无限潜力，提升生产效率，中共温州地委农工部的领导们高瞻远瞩，给予了明确的指示。永嘉县委紧随其后，依据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勇敢地在雄溪乡燎原社迈出了创新的一步——尝试实施产量责任制，这一创举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包产到户”。 次年，即1957年，永嘉全县范围内积极响应，采取包产到户模式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达到了255个，而在更广阔的温州地区，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1000多个，涵盖了17.8万户社员，约占全区入社农户的15%。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实践很快便遭遇了批判与“纠正”的风波。 时间轴推进到1961年，包产到户如同顽强的小草，在浙江的部分区域再次破土而出。特别是在6月中旬的嵊县，全县1880个生产大队、9498个生产队中，有357个大队和1468个生产队毅然选择了包产到户的道路，分别占大队、生产队总数的19%和15.5%。至11月，新昌县的情况更为显著，49个公社、832个大队、4881个生产队里，竟有46个公社、472个大队、2735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占比分别高达93.8%、57%和55%。 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明面上集体劳动，暗地里却坚持包产到户的“隐形抵抗”。尽管包产到户被错误地提升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压制，但它在新昌、嵊县等地的农村依然顽强地扩展着势力。例如，到了1962年5月，仅新昌一县，就有67.6%的生产大队、7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全省范围内，大部分或全部土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到了全省生产队总数的2%至3%。 早在1956年4月2日，中央农工部便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会上，邓子恢同志坦诚地指出，改善合作社管理需多管齐下，其中便包括将生产定额承包给不同的核算单位。秉承邓子恢的讲话精神，4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文章，文章呼吁，在改革合作社管理上不应设限，而应鼓励“将一定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 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对此倍感振奋，他认为“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终于有了转机。于是，他满怀期待地将这篇文章递给了温州地委农工部的郑嘉顺，并询问是否能依据这篇文章的精神开展包产到户（组）的试验。郑嘉顺经过深思熟虑后，谨慎地表示：“试验可以，但推广尚需谨慎。”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他在县常委会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赞成试验“包产到户”。 最终，永嘉县委决定由戴洁天挂帅，在基点乡燎原社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试点的核心在于缩小原生产队的规模，在生产队承包一定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生产任务分配给每个社员，并将产量与奖励、报酬紧密挂钩。李河将这一创新做法概括为“家庭责任制”，这也是“责任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从经济角度来看，燎原社的试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记载，包产到户实施后，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1956年的春粮产量相较于往年增长了40%。为了推广燎原社的成功经验，永嘉县委于同年9月召开了规模宏大的千人大会，向与会的高级社社长们详细介绍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鼓励他们在各自的合作社中推广。大会结束后，永嘉县委还向温州地委提交了戴洁天的总结报告，详细汇报了试点的成果与经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来到了1960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大区负责人会议。会上，有人提及合作社时期实行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责任制成效显著，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主席闻言，插话道：“现在还可以实行嘛。”这一表态无疑为包产到户的实践注入了新的动力。曾希圣受此启发，开始认真考虑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同年12月及次年1月，他在与安徽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同志进行两次深入交谈时，均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想法。根据曾希圣的指示，安徽省委迅速行动，于1960年12月底在舒城县晓天公社启动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