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知道陈永贵对包产到户很敏感，想不到，在散步的时候，陈永贵却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情，他问：“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对于陈永贵提到的这些事情，华国锋也不知道如何作答。陈永贵自问自答着说：“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 接着，陈永贵又说：“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说到这里，陈永贵抬起头，继续说：“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其实包产到户历经了很多挫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61年3月，正值国家面临严峻经济挑战之际，广州会议成为了一场探索农业复苏之路的重要集会。曾希圣，作为安徽省委的领军人物，在此次会议期间，再次向毛泽东详尽汇报了安徽省大胆创新的农业政策——“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亦即广为人知的“包产到户”。他不仅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详细介绍该政策的实施细节，还表达了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迫切愿望。 面对这一大胆尝试，毛主席展现出开放的态度，表示可以进行试验。由此，一股改革之风迅速吹遍大江南北，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纷纷效仿，虽然形式略有不同，但核心都是“包产到户”。据统计，当年安徽省内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以及全国范围内百分之二十的农村，相继采纳了这一政策。而政策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为扭转国民经济困境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央农业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这股新兴的农业改革浪潮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不仅两次派遣调查组深入安徽农村，亲自了解“包产到户”的实际效果，更在调研中发现，广大农民对这一政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拥护与支持。农民们为了增加粮食产量，确保交足公粮后还能有余粮，纷纷起早贪黑，全家老少齐上阵，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有的农民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包产到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越干越有劲头，真希望这样的政策能永远不变。” 一些基层干部更是积极上书中央，包括毛泽东，力陈“责任田”的种种优势，强烈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做法。其中，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的信尤为引人注目，他根据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和实地调研，指出太湖县有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支持“责任田”，并理直气壮地表示：“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这一边，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绝不是尾巴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坚持的根本立场。” 然而，改革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61年3月，当安徽省根据农民的实践经验和迫切需求，推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时，也遭遇了来自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批评声音。面对质疑，曾希圣在广州会议期间，专门致信毛泽东，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包产办法”的利弊，并在信末满怀信心地指出：“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形势喜人，增产潜力巨大。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绝大多数人都坚信这一办法能够有效增产。”同年7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又郑重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明确提出已试行的地区应继续坚持，而未试行的生产队则应在秋后由社员讨论决定是否采用。 邓子恢对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包工包产”到后来的全力支持“包产到户”，展现了他对农业政策的深刻洞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视“包产到户”为一种创新的经营管理形式，即集体所有、队户经营，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他坚信，只要能够发展生产、满足群众意愿，就应该大胆采用。然而，这种积极而富有远见的探索，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 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这一情况震惊了国内外，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的思想也陷入了混乱之中。由于毛泽东曾表示农村工作还是要依靠邓子恢，因此许多中央机关纷纷派人前往中央农村工作部了解情况，请求邓子恢为他们答疑解惑。邓子恢不顾病痛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接受了邀请，前往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作报告。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政策，认为它为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