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曾说，当时的大寨为了搞人造山间平原，砍掉了树林， 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 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这样的麦苗怎么能高产？那陈永贵为什么搞人造小平原呢？一些人说那是瞎折腾，平原还能造吗？是劳民伤财。陈永贵提出办这件事，是当时提出要加快搞农业机械化，原来大寨的800多亩地分为4700多块，后来不停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把山腰以上的小块梯田退耕还林，在山沟里打坝造地，地块变大了，但仍有 900多块。 为了搞农业机械化，陈永贵提出： “机械要适应土地，土地要适应机械。”机械要适应土地，就是要造出能在山区梯田里耕作的小 拖拉机，特别是要造出能在梯田头上就地回头 的履带式小拖拉机（ 四轮小拖拉机不能就地回 头）。土地要适应机械，就是要把山区梯田合并 得大一点，让拖拉机能在地里干活。这个意见是 很正确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当时所谓的小平原 是个形象的说法， 实际上还是略大一点的小块 地，只不过是小拖拉机勉强能进去干活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大寨精神之所以能够享誉全球，不仅在于大寨自身的卓越构建，更得益于外部精心策划与组织化的广泛宣传推动。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农业学大寨座谈会、经验交流分享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大量相关文本的出版更是为大寨精神的宣传推广插上了翅膀。 另一方面，提拔具有大寨精神特质的干部至领导岗位，无疑为运动的深入领导与广泛宣传注入了强劲动力。据统计，截至1979年12月，山西昔阳县共有491名干部被调出，其中不乏原本从事工人、警察、售货员、农民等职业的同志，他们在调入外地后迅速担纲要职，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当时的农村，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设有几块黑板报，这些黑板报在党支部的直接管理下，成为了宣传大寨精神的前沿阵地，让大寨的故事和精神深入人心。 进入新时代，包产到户成为了主流。 1961年，在中国农业生产和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中，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3月6日，安徽省委积极响应农民群众的迫切需求，毅然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一创举，后来被广为人知为“包产到户”。而这一政策的提出者，正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 早在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便派遣省委工作组前往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冈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开展“责任制”的试点工作，这一举措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热烈拥护。同年4月23日，在全省地市县干部会议上，曾希圣明确支持淮北农村刘老汉的创新实践，认为其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而非资本主义，并据此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责任制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的早期实践。 同年夏季，当毛主席途经安徽蚌埠时，曾希圣在火车上向其汇报了推行“责任制”的进展情况，毛主席对此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曾希圣便大胆地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至当年10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占到了总数的84.8%，对36个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实行责任田后，平均产量较上年增长了38.9%。全国范围内，大约有20%的农田陆续采用了包产到户的模式，粮食产量随即显著提升，农民们纷纷赞叹：“包产到户，真是一包就灵！” 在那样的困境下，不愿坐以待毙的人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冲破重重阻碍，外出以求生存。如今，小岗村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每当提及中国的农业改革，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总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在包干到户之前，小岗村实际上已经尝试了包干到组，即将土地分配到了每个小组，而非每户。据说，小岗村60来户农民，土地被分到了8个组进行管理。 小岗村的这一做法并非孤立存在，但在当时确实显得尤为大胆，犹如星星之火中的一抹亮光。20世纪70年代后，安徽的许多农村地区都纷纷效仿，推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这一趋势与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密不可分。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任后的首要任务便是调整农村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即著名的“六条”决定。在该决定中，省委明确提出农业政策应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允许生产队划分为作业组，实行“一组四定”，并允许个别生产责任到人（户），同时也支持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等。在当时，这些政策无疑触及了众多禁区，与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路线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里主政安徽，标志着中国的农业改革已在安徽悄然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