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陈永贵得知毛主席病逝的消息后，忍不住痛哭失声，并说道：“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1959年，陈永贵作为农业生产的先进代表，受邀前往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的盛大庆典。这一殊荣背后，是他多年在大寨村辛勤耕耘的结晶。 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早年在大寨一带做长工，勉强维持生计。与李小妮结婚后，家庭成员逐渐增多，经济压力倍增。1920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全县，庄稼颗粒无收，饥荒蔓延。无奈之下，父亲被迫将妻子、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卖给他人，只留下年仅五岁的陈永贵。父子二人挑着简单的行李，逃荒来到大寨。 然而，一年后，走投无路的父亲返回老家，在祖先的坟前自尽。村中的稳周老人收留了孤苦伶仃的陈永贵，成为他新的依靠。八岁时，他开始为地主放牧，没有像样的衣物。稳周老人将自己的裤子改短，给他做了新的穿戴。 少年时期，他曾回到故乡寻找母亲和姐姐，但她们也无力接纳他。他只能回到大寨，继续与稳周老人相依为命。在老人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各种农活技能。既为地主干活，又帮老人耕种薄田，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充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山西。为躲避战乱，他返回祖籍石山村。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小女孩李虎妮。两年后，虽然生活依旧艰难，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娶了她为妻，携手回到大寨，与稳周老人共同生活。 数年后，稳周老人离世，陈永贵为其操办了丧事，以感恩养育之恩。1942年，日军在昔阳县建立维持会，村长将伪代表的职位推给了他。尽管不情愿，但为了协助共产党开展工作，他接受了这个角色。利用伪代表的身份，他多次帮助村庄避免灾难，为八路军提供情报和掩护，因此在1944年曾被捕入狱。 抗战胜利后，山西迎来了新的曙光。1946年，土地改革展开，他分到了窑洞、房屋和土地。年近三十的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不再需要租种他人的土地。这使他更加投入农业生产。194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1952年升任书记。 响应中央的号召，1953年，大寨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深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决心大干一番。初期，合作社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低下。他创新性地推出了包工与评工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当年，村里的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耕地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他提出了将分散的土地连成一片的设想，但面对的是沟壑纵横、山高坡陡的恶劣地形。1953年冬，他带领村民开始了为期十一年的土地改造工程。依靠简单的工具和坚韧的毅力，村民们在荒山秃岭上开辟出了层层梯田。 土地问题解决后，他又专注于提高粮食产量的研究。1959年，大寨的粮食总产达到47万斤，亩产量突破600斤。正是这些卓越的成就，使他受邀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盛典。 1963年，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了大寨村，庄稼大幅度减产，全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面对困境，陈永贵带领村民展开了自救行动。他们日以继夜地修复田地，重建水利设施，努力恢复生产。 大寨村民的坚韧和奋斗精神感动了全国各地的人们。他们不仅克服了自然灾害的影响，还向国家上缴了175万斤粮食。这种“自强不息”的大寨精神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毛泽东主席更是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将大寨树立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与大庆油田在工业领域的地位相提并论。 随着大寨模式的推广，陈永贵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他先后担任了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尽管身居高位，陈永贵始终保持着朴素的农民本色。他拒绝领取每月400多元的副总理工资，只接受来自大寨的劳动报酬，即“工分”。当时，工分是农村集体经济中衡量个人劳动贡献的标准，生产成果按工分进行分配。虽然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每月给他发放了120元的生活补助，但他在北京工作期间的花费仅限于此。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陈永贵深感悲痛。他认识到，正是毛主席的领导，使得农民在国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表达了返回大寨的意愿。然而，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情况，安排他留在北京，并解决了他的户口问题。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他仍希望继续为国家的农业事业贡献力量。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 在北京的晚年生活中，陈永贵过得简朴而宁静。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为国家的农业发展默默奉献，直到72岁去世。 来自 李茂盛，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山西通史 人物 当代 下》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