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伪军一师长派人给粟裕送了一包烟。粟裕不解，以为是敌人送礼，便饶有兴致地打开烟盒。谁知里面有张纸，看了内容后，粟裕冷汗直冒，立马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秋冬交替，抗日战场的局势愈加紧张，新四军的主力在粟裕带领下与日军展开激烈对抗。

就在这时，敌军开始频繁进攻，甚至策划了一场针对新四军的“清乡”行动，意图一举歼灭新四军。然而，在新四军指挥部里，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一包烟。

那天夜里，粟裕刚结束了与部下的军事会议，会议的讨论涉及新四军的防御布局与返程安排，关系到所有高层干部的安全。然而粟裕总觉得不安，仿佛有不祥的预感。

就在他站在门口沉思时，一名警卫员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包烟，小声说道：“师长，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您。”

粟裕一愣，定睛看去。这烟盒的包装精致，明显不是军中人常用的款式。

他好奇地问：“是谁送的？”

警卫员答道：“是个日伪军的军官，神色紧张，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粟裕拿起烟盒，心中疑惑重重。虽心中警觉，但好奇心驱使下，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包装。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烟盒里竟夹着一张纸条。

他展开纸条一看，瞬间冷汗直冒，心跳加速。纸条上清晰地写着：“有奸细！敌军已掌握各首长返程路线，紧急行动！”

粟裕顿时意识到，新四军的行踪已经被敌军获悉，敌军很可能在沿途埋伏，企图围歼高层干部。这是谁送来的情报？

一瞬间，粟裕甚至怀疑起部队内部是否出了内鬼。

他不敢耽搁，立刻下令：“全军集合，关闭所有电台！”

并迅速调派人手追上已离开的干部，指示他们更改返程路线。

在关键时刻，这张纸条救了新四军的核心力量。其实，这包烟的背后，正是一位潜伏于日伪军中的盟友——施亚夫。

这位日伪军的师长，是中共派驻的秘密特工，在敌营中已潜伏多年。

早在1934年，施亚夫曾因参与起义被捕，入狱后遭受严酷拷打却始终未泄露任何信息。

1937年日军空袭南京时，他趁机越狱，回到南通组建抗日守土团，后接受组织安排潜伏至日伪军，冒着巨大风险向我方传递情报。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我党在敌军内部的关键情报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施亚夫在日军的军事会议上无意中得知，这次“清乡”行动将对新四军高层进行伏击，路线与会议地点均被敌军掌握。

他意识到情况危急，便迅速离开会场，将情报写在纸条上，藏于烟盒之中，通过心腹将这包烟紧急送到粟裕手中。

然而仅仅传递情报还不够，为争取时间，他故作镇定地返回会场，借口质疑伏击的合理性，试图激怒敌军高层，成功拖延了日军的行动计划。

“这条路临海，伏击易被发现，不会是新四军的开会地点。”施亚夫试探性地质疑道。

这番话果然让日军指挥官小林恼火，勃然大怒道：“你是质疑我们情报的准确性吗？”

施亚夫面不改色地笑道：“当然不是，我只是担心情报有误。”

凭借着这番话，他为新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数小时，敌军的伏击计划未能得逞。

消息传到粟裕手中后，他立刻命令全军返程路线重新规划，新四军的高层们安全脱险。施亚夫的情报与粟裕的果断决策，共同挽救了新四军的核心力量。

这位地下工作者不仅这一次力挽狂澜，还在后续多次为我军提供关键情报。

尽管后来敌军高层对屡屡泄密的情报源有所怀疑，但施亚夫以非凡的智慧成功隐蔽身份，继续传递情报，直到身份最终暴露。

他果断组织起义，带领两千多名战士返回新四军，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施亚夫的英勇事迹，成就了一段抗日谍战传奇。然而，这场战役中另一位英雄——粟裕，也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书写下辉煌篇章。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屡战屡胜，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战神”。

他的深谋远虑、果敢沉稳，尤其在豫东战役中阻击蒋军援兵的果断行动，展现了他在大兵团作战中的杰出才能。

然而，即便战功累累，粟裕始终保持谦逊。建国初期，中央决定对功勋将领授衔，粟裕被列入十大元帅候选名单。

他却认为资历尚浅，多次推辞，最终在毛主席劝说下接受了“大将”称号，被誉为“十大将之首”。他的谦逊品德与高尚风范，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与爱戴。

当粟裕晚年因“个人主义”被批评、处于人生低谷时，仍有萧劲光、叶剑英等战友在关键时刻给予他支持。特别是萧劲光，常常亲自上门探望，带给他安慰与鼓励。

这样的战友情谊，贯穿了粟裕的一生。粟裕并未因挫折而沉沦，反而继续默默为国防事业奉献，最终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为国家的军事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

粟裕逝世时，张爱萍、杨得志、余秋里和杨尚昆四位老战友亲自前来吊唁。

他们在粟裕的灵前默默伫立，眼含泪水，久久不愿离去。这四人中，有的曾在战场上并肩作战，有的则被粟裕的品格深深折服。

正如粟裕与施亚夫所展现的那样，他们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将领，更是国家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