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死后，一直跟随他的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挖了一个坑，将黄百韬的尸体埋进去，然后在烟盒纸上记下具体的埋葬地点。掩土之前，他又搜索了黄百韬的全身，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铜牌，铜牌一面写着“来宾证”三个字，另一面写着“17号”。 1948年冬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内战的浪潮迎来了一次关键的转折点，即淮海战役的爆发。淮海战役是战略上的重要决战，也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对比悬殊的明显展示。 战役始于1948年11月，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华东野战军采取了一次大胆的南下行动，其目标直指国民党的黄百韬兵团。黄百韬指挥下的兵团包括五个军：第25军、第44军、第63军、第64军以及第100军，总兵力约为12万。 初始阶段，黄百韬对局势的判断失误，他低估了对手的力量，认为只有七个纵队的共军与他对峙。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共军迅速增援至11个纵队，形势迅速向对黄百韬不利的方向发展。 由于兵力悬殊，加之战略部署上的失误，黄百韬的兵团最终在碾庄地区被共军包围。在绝望中，黄百韬选择了自尽，这一事件标志着黄百韬兵团的彻底覆灭。 其副军长杨廷宴承担起了黄百韬后事处理的重任。杨廷宴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地点为黄百韬设立临时墓地。他亲自挖掘坑穴，将黄百韬的遗体恭敬地安置其中。 掩埋前，杨廷宴进行了最后一次的遗物搜寻，从黄百韬的上衣口袋中发现了一个铜牌，铜牌上“来宾证”和“17号”的刻字透露出其所属的特定身份或许是某种特殊场合的凭证。埋葬地点的确切位置，杨廷宴用一张烟盒纸记录下来。 黄百韬兵败自尽的消息迅速传回徐州，杜聿明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和恐慌。徐州作为淮海战役的关键地点之一，其防守指挥被置于高度紧张状态中。 在混乱中杜聿明决定放弃机关和后勤人员，带领主力部队轻装突围。这一决定留下了众多非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国军中将郭一予。 郭一予对此决策颇有怨言，但在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最终决定冷静处理，组织所有非战斗人员组成“非战斗人员还乡队”，并尝试向共军投诚。 郭一予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转投国民党，最终在徐州担任“剿匪”总司令办公室主任，他的角色在这场战役中是极其微妙的。郭一予在徐州的角色并非前线指挥官，而是一个后勤和行政管理的职位，虽然看似平淡无奇，但在战时却是维系整个司令部运作的关键人物。 随着淮海战役的爆发，徐州成为了前线的焦点。郭一予的上级刘峙将徐州作为反攻共军的重要据点。在这种背景下，郭一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国军七个兵团、八十万大军与共军的激烈对抗，郭一予不得不时刻关注后勤供应和人员管理，确保前线战斗的需求被满足。 战事逐渐对国军不利，黄百韬兵团的覆灭成为了转折点，使得徐州国军将领们心生恐惧，纷纷考虑撤退或另寻出路。在这种环境下，郭一予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他的挣扎与选择比其他国军将领更为复杂。他了解到黄百韬的覆灭后，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最终郭一予决定不随其他国军将领突围逃离，而是选择向解放军投诚。这一决定并非出于战略考量，而是基于他个人的历史和关系网。他曾是共产党的一份子，与解放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有着深厚的同学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他认为向解放军投诚是自己唯一的生路。 郭一予的投诚之路充满曲折。从12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1月，他和他的部下们尝试突破国军的封锁线。首次尝试时，他带领着机关和后勤人员在途中遭遇了国军和解放军的遭遇战，始终未能成功。 第二次尝试时，由于导航失误，他们误入国军的防线，被国军抓获。之后他虽然躲过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也彻底失去了投诚的机会。 这一次，1949年1月9日，解放军发起全面攻势，他们在陈官庄地区被共军部队俘获。郭一予最终以战俘的身份落入解放军之手。此后，他被送往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接受学习和改造。 来自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 战场较量[M].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