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交为什么这么发达？

唐代在国力昌盛的前期一直实行颇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方针，不仅提倡胡汉一家、延续自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民族融合政策，而且积极与周边国家交往，促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方位的交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其根本目的在于统治者实现“文治武功，万国来朝”的政治追求，即《全唐诗》所载的“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的盛世局面，因为自古以来统治者就将“远人来朝“或“服远”作为德政与盛世的标志之一。 但在客观上，唐朝官方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势必会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各方面的民间交往，尤其是促进开展国际贸易，甚至是文化输出，比如朝鲜半岛的新罗与日本就深受唐文化影响。 在这种积极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唐朝作为一个大国在消除掉周边的有威胁政权（高句丽、东突厥、西突厥、薛延陀）后努力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如新罗、日本、渤海国、吐蕃、南诏、回鹘甚至是大食即阿拉伯帝国。 唐朝立国之初，唐高祖李渊在给高句丽王的国书中就表述了唐朝政府的对外方针，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又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不盛美”。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进一步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可见唐朝官方的主流观点向来认同“文治”是“武功”的前提，保持和平发展经济才是维持国力的保障，反对对外滥用兵力、一味地扩张疆域。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唐朝廷每年从国库划拨一万三千斛粮食作为与外国通使的招待所用。《唐会要》记载：“证圣元年（695年）九月，蕃国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给六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月粮；林邑国使，给三月粮。” 唐代海运有了明显发展，许多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唐廷于714年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为了保护外商利益、促进贸易发展，唐文宗诏谕明示：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深虑远人未按，率税犹重，恩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承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