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周佛海被判死刑，妻子向周恩来求救，周总理回道：“不是你嫌70元党费太多，煽动他退党？今日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当初的周佛海究竟是因何退党？而他的下场又是怎样？   原来，二十一年前，周佛海在戴季陶的邀请下，前往广州任职宣传部秘书，不止如此，他还身兼数职，月入四五百大洋。   但按照规定，每月必须缴纳70元的党费。   他的妻子心疼这笔费用，不想白白上缴，于是就煽动周佛海退党，以减少支出。   周佛海渐渐被妻子说服，对组织心生不满，不仅无故缺席会议，还经常散播传言，混淆视听。   甚至，连周恩来亲自上门劝说，都不予理会，且更加恣意妄为。   周总理见他已无药可救，便同意了他的退党申请。   令我党始料未及的是，周佛海退出后，竟然宣称：“对付‘他们’，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应尽的义务。”   这里所指的“他们”是谁，不言而喻。   此番言论，让汪精卫都深感愤怒，他曾对部下说：   “周佛海过河拆桥，他以前是一名党员，现在却抨击自己原先的组织，不仅退出，还反过来诬陷他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和他一起共事。”   但讽刺的是，抗战爆发后，两人竟然走到了一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抗战热情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却伙同一群人成立“低调俱乐部”，极力宣传“战必败，和必大乱”的消极投降言论。   周佛海甚至公开谎称：   “他们很清楚，抗日是扳倒蒋介石的唯一手段。之所以高唱合作抗日的言论，就是为了扳倒蒋介石。   所有人都高调宣称要抗战到底，只有我们敢唱和平的低调，故而，我们的这个小集团，名为‘低调俱乐部’。”   虽然汪精卫并未直接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活动，但是这个组织的灵魂，以他为中心，进行了一场所谓的“和平运动”。   周佛海批评主战派说：“八路军以游击战争的方式作战，表面上是积极应战，实际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等国军被敌人消灭殆尽，他们就会顺势颠覆政府。”   汪精卫则补充：“主战虽然有他的道理，但主战的目的，若是为了国家能够独立存活下去，那么和日本言和又有何不可呢？”   为进一步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相抗衡，他们又成立了以“反动媚日”为重任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   该文化团体由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听命于蒋介石，接受汪精卫的指导，目的在于“促使政府可战可和，每月还有500万元的活动经费。   “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后，发展迅速，又相继在长沙、成都、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 周佛海、陶圣希等人在巨额经费的支持下，通过付稿费的方式，拉拢文化界名人。   谁反动最卖力、最具影响力，谁拿到的钱就最多。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动势力，他们还资助一部分人在各地创办小报，成立国际编译社，由胡兰成、朱朴等人担任主编，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汪精卫的舆论干将。   而他们所宣传的“科学和理性”，实际上是煽动大家不要相信抗战能取得胜利，打消他们的抗战积极性。   随着“艺文研究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亡国论”的思想甚嚣尘上，给联合抗战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成为过街喊打的大汉奸。   虽然蒋介石曾招抚他为自己所用，但由于全国上下都声讨汉奸。   蒋介石迫于无奈，将他囚禁在重庆。   虽然戴笠曾向他承诺：“委座绝对不会卸磨杀驴。”   但戴笠死后，蒋介石还是判了他死刑。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到处求人，但都冷眼旁观，生怕和汉奸扯上关系。   无奈之下，她厚着脸皮向周恩来求情，还讲述了周佛海的“功劳”。   但她没想到的是，周恩来听完后，不仅没有半分同情他的遭遇，还冷冰冰地说：   “当初是你嫌70元的党费太贵，煽动周佛海退党，落得今天的下场，是他咎由自取。”   此言一出，杨淑慧无地自容的同时，也在后悔当年的一念之差。   被周恩来拒绝后，她又去求蒋介石，见到他后，声泪俱下长跪不起。   蒋介石被她的诚意打动，便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虽然蒋介石放过了他，但岁月没有绕过他。   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的他，胃病和心脏病经常发作，但由于他作恶太多，没有人愿意为他救治，最终死在监狱中。   周佛海落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是一念之差，也是咎由自取。 #秋日生活打卡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