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新中国对外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张闻天却在此时提出削减外交开支，周总理得知后震怒：“没钱就用我的工资！” 这一时期，我国迎来了1950年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随着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更多的国家开始深入了解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 然而，张闻天却公开批评外交礼宾过于奢华，甚至亲自起草了改革国宾接待工作的报告，准备呈交给周总理审批。 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听闻此事后，认为张闻天这是在逃避实际工作，不积极会见外宾，一把否决了这个方案。 其实，周总理也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国家的条件稍微好一些了，有人便建议新建一座政府办公大楼。 周总理坚决地否定了这个提议： “在哪里开会不是开？要是做不到为人民服务，再豪华的大楼也没有任何意义！ 就算是一张破桌子也能开会，只要我还是总理，就决不允许盖新的办公楼！” 那么，周总理为何不接受他的改革方案？张闻天是否真的无心外交工作呢？ 其实，关于礼宾开销过大这个问题，张闻天从很早就发现了。 1951年，他出任驻苏联大使，和妻子一起前往苏联工作，当时二人的工资加起来有7000卢布，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尽管生活条件相对国内优越，但是张闻天向来作风简朴，从不浪费一分一毫，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也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以节约为美德，自己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和看报纸。 4年后，中央调张闻天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在离开苏联之前，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 张闻天提议：自费前往列宁格勒进行参观访问。 这个条件劝退了很多人，因为往常这种访问活动都是国家承担费用，自费参加少说也要花几千卢布，所以最后只有张闻天、何方夫妇以及鄢仪贞同去。 到了列宁格勒以后，却发现当地的酒店豪华程度超乎他们的想象，即使最便宜的标准间，价格上也非常昂贵。 就在大家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鄢仪贞提出一个想法： “何太太、何先生，我能否跟你们共住一个房间，这样我们三人可以共同分担房间的费用，不至于负担太重。” 何方听了连连摆手：“这怎么行呢，咱们出来是代表国家的形象，这样让外国人看见了影响多不好！” 而张闻天在一旁观察着，其实，他提出自费是有原因的。如果公费来参加这种活动，外交人员必不会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替国家节省资金。 在苏联的4年时间里，张闻天夫妻攒下1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7万元，回国后一分不少地上交给国家。 1956年12月，周总理预定要同缅甸领导人一起，到云南边境小城参加中缅边民联欢大会。 事前张闻天亲自告知当地领导，接待工作要注意节约。但是后来，他又听说宴会准备了熊掌，专门让人打电话询问。 “张副部长说了，接待工作千万不能铺张浪费，怎么还准备了熊掌呢？” 下面的人说：“长官，熊掌在我们这不值钱，不算浪费！” 张闻天答复道：“铺张浪费的考量标准不是钱的多少，不值钱也不行！” 1957年，张闻天翻出了厚厚的一沓文件，上面记载着每一次接待外宾的详情，包括每一场宴会、每一个仪式、每一支车队。 每翻一页，他的眉头就皱得更紧一些，看到最后，他无力地把文件甩在一边，摘下眼镜按摩酸涩的双眼。 他发现，我国在外宾接待方面规格太高，过于奢侈，甚至远超出国际惯例。 还有一个惊人的数据，仅在1954年印度总统尼赫鲁访华时，就有20万群众在北京夹道欢迎，更不必宴请、送礼、仪式等。 甚至越南的胡志明也曾询问过当时我国驻越南的记者： “我们国家的同志说，你们招待外国宾客的酒菜都很昂贵，而且非常丰盛。 但是尽管宾客都吃得齐脖子了，还是不停上菜，最后有些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不是很浪费吗？” 鉴于种种这样的情况，张闻天才决心改革礼宾规制。 只是当时周总理担心，他的改革方案可能会使外宾接待过于简化，从而影响到外宾的体验和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所以并没有采用。 尽管二人在工作中产生一些摩擦，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个人关系，张闻天对周总理非常敬重，两人依旧保持良好的合作和尊重。 而张闻天，将“简朴”二字贯彻一生，直到1976年他去世那年，穿的一件旧得发黄的呢大衣，还是20多年前驻苏联时买的。 #闲话历史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