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从章黄门生、「选学余孽」一跃成为用白话文写作的左翼史学旗手，政治光谱从深右跨进深左，这样激烈的转变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并非个案，例如千家驹所举的一位叶老夫子（如图）
正如王汎森精彩地指出，“《新青年》 不停地变，新知识分子却不一定能赞同它每一阶段的主张。譬如南社领袖柳亚子，他赞同攻驳孔教，但不同意胡适的文学革命。又如胡适，他提倡文学革命，却未必赞同 《新青年》 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而能同意其讨论社会主义的，也不一定同意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喉舌。所以 《新青年》像一部急驶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车，不断地有乘客下车，能共乘前一段路的，不一定能共乘后一段路。”
上车最晚的人，往往也“走的最远”（gone too f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