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确立杜甫诗歌的真诚性，中国的批评话语也提出将杜甫的诗歌作为历史来解读。然而，“诗史”一词具有相当矛盾的句法结构，可被理解为“诗体历史”、“诗史家”、“诗中的历史 ”或“作为历史的诗歌”。许多学者（包括最近的两篇博士论文）已经对这一术语的批评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我们不做赘述，只需指出一种解释，即诗歌通过表达历史叙事中遗失的情感，传达了更高层次的历史真相。正如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所言，历史叙事并不依赖于诗歌，但诗歌可以补充历史的不足，表达历史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情感反应。王德威同样认为，只有诗歌才能从消失的记忆和历史的废纸中唤醒强烈的个人情感，揭示微妙而复杂的真相，从而——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在历史死亡之后，诗歌才得以诞生”。汪兆铭没有明确阐述“诗史”，但他的理解似乎与此一脉相承。他认为，研究中国传统诗词对于维护“民心和文人情操”以恢复民族自觉至关重要。换言之，诗歌正是通过其恢复历史叙事的主体性的能力——人们在真实的时间中遭遇历史事件时失去的记忆——成为一种升华的历史。通过将记忆维度引入等式，二元体系转变为三角体系。通过将历史转化为记忆，诗歌获得了向未来读者传达抒情主体情感的能力。文学语言这一高雅的载体使读者个人能够利用既有的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典故来翻译他们的经验（记忆）。通过这种媒介，读者将诗中编码的个人和集体记忆在地化为自己的主观体验，从而实现主体性的跨时空交流。一首诗创造了一个跨时空的雅集。
——《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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