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开国元帅刘伯承来济南养病，彼时，他的老战友、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却做出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北京德胜门外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地方，这里原先是一座庙宇，到了清朝末代，这里就被改建成一座监狱，到了北洋军阀时期，这里又再一次做了全面改建，据说在建造的过程中还采取了西方的布局。

1949年北京解放后，功德林一号监狱由公安部管辖，正式改名为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功德林”这三个字，也寄托着对战犯们的期盼，希望他们可以回头是岸。

1949年6月中旬，功德林迎来一位名叫黄维的“新人”，他是从井陉看守所转移到功德林的，此时的黄维内心依旧被旧军队的情结所捆绑，身为战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儿。

黄维跟其他战犯不同，大部分战犯听到前途光明的话，多半是吃了定心丸，他们知道只要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反思，共产党上不会处决他们的，甚至给予重获自由的机会。

可是，黄维根本听不进去，之前在井陉时，因为身患重疾，所以他非常焦躁和绝望，现在被调到功德林，来到党中央的眼皮子下，黄维更灰心了，他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

从心理的角度上看，黄维已经放弃了自己，但是从黄维在功德林的所作所为（拒绝学习）来看，他似乎对旧军队仍然抱有幻想。

和黄维同在一个学习组的总共只有5个人，其中包括军统特务、地方保安头目、阎锡山以及傅作义的旧部。

他们虽然都跟国民党挂钩，但是因为属于不同派系，所以彼此之间素不相识且互相戒备提防。

其他四个人在功德林期间，先后学习了各种不同的书籍，他们也渐渐意识到我党对他们的宽容，久而久之，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学习起来。

然而，黄维与众不同，他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承认自己打输了仗，但是绝对不愿意知错就改，甚至将“我是战俘，但士可杀 不可辱！”挂在嘴边。

那么黄维是怎么扭转态度的呢？

这还是要从共产党对他的悉心照顾说起。

黄维身患痔瘘多年，期间也曾治疗过，但始终没有彻底治好，以至于后来影响到他的心脏健康。

在这样的前提下，战犯管理所的张维周特意为他找到全国知名的肛肠病专家李润庭。张维周把黄维的病情告诉专家，并说：“你一定要把治好，如果你能把他治好，那么他就可以改正错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困扰黄维的恶疾终于彻底根治了，这个结果对黄维来说简直是无法相信的。

之前在国民党时期，他因为这个病来来回回做了好几次手术，结果都没有治疗好，谁能想到现在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药到病除了。

这一次的经历让黄维真正意识到共产党让他在功德林学习的真正目的，他们说话算话，只要自己好好学习，积极反思，就有一天可以获得自由。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功德林期间，黄维突然疾病，距离中央宣布释放最后一批战犯时间仅剩一个月，为了能顺利完成对战犯们的释放工作，功德林管理员再一次将黄维送到重点医院治疗。

确诊黄维是冠心病和高血压之后，医疗组的医生立刻进行对症治疗，这才让黄维的病情得到控制，黄维再一次得到新生。

中央三番两次的救治和帮助，终于让黄维看清现实，他终于醒悟了。

1975年3月中旬，黄维被中央正式特赦，几天后，党中央还专门在北京饭店为被特赦的黄维举行宴会，黄维在会议上真挚发言，真心感谢毛主席和国家对他的宽容和教育。

在这期间，黄维见到了李仙洲，李仙洲对于黄维来说可以算是老熟人了，在功德林期间，李仙洲在周总理的嘱托下来看望过他。

再次见面，黄维的心境自然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也再因疾病焦躁，心情愉悦的他跟李仙洲开起玩笑，说：“诶呀，你这个老头子可真能活啊！”

李仙洲听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今年才81！早着呢！”

李仙洲是看着黄维一步步成长过来的，对于他的改变，李仙洲也由衷替他感到开心。后来的后来，黄维成为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他没有辜负党和国家，也没有辜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