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有多不容易？自从西路军失利回到延安，他就长期屈居副职。 在129师，他给刘伯承当副手；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他给贺龙当副手；到了华北军区，他又给聂荣臻当副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西路军通常与“悲壮”一词紧密相连。 1936年的一天，共产国际的电报突然到达，宣告了从外蒙古向新疆调整武器支援的重大决策。 这一指示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一次微妙变动，更直接影响到了红军的整体战略布局。 11月8日，中共中央在一个被简易木桌和沙袋围成的临时会议室里，秘密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 在烟雾缭绕、紧张的气氛中，一份《作战新计划》逐渐成形。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进行前所未有的战略调整，重新部署为南路军和北路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敌情，南路军负责牵制南方的国民党主力，而北路军则试图在北方开辟新的战场，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力量。 而在这两股力量之外，一个新的军团——“西路军”，在这个夜晚被正式确立。 西路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军事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他们将负责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穿越陕甘地区，向黄河以西的荒凉高原进军，寻求突破国民党的重围。 徐向前一个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被任命为西路军的副主席。 当中共中央传达这一新的作战计划时，徐向前和他的指挥团队正在凉州的一个简陋的指挥帐篷中商讨战术。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担忧和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按照现有兵力东进几乎是自寻死路——他们仅有的2.18万人需要面对高达12万的国民党军队，徐向前心中充满了矛盾。 当中共中央的电令于11月19日再次抵达，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改为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时，徐向前的疑惑更加深重，这个新命令似乎与之前的战略背道而驰，让他难以抉择。 徐向前转向陈昌浩，一个同样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兵。 他们都清楚，建立根据地的命令虽然保证了暂时的安全，却无助于红军的总体战略目标，他们的对话低沉而紧张，每句话都透露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命令的质疑。 "我们如何能在这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一个有效的根据地？"徐向前忧心忡忡地问道，他的声音在帐篷内回响，加重了周围的压力感。 陈昌浩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回答：“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支持，否则单凭我们现有的力量和资源，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当1936年12月的寒风刺骨，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为中国政治局势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徐向前和他的副官们围坐在帐篷内的油灯下，紧急讨论这一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场事变不仅关系到蒋介石的命运，也直接影响着红军的战略布局。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突然向西路军发来电令，要求他们准备西进，以支援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抗南京政府。 这一命令令西路军的高层感到意外，毕竟他们刚刚被告知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徐向前的眉头紧锁，他深知西进任务的重要性与风险，但也感受到中央决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仅仅几天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的命令再次发生了变化。 1937年1月5日，一份新的电报被送到徐向前的手中，命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 这一指令与之前的战略完全相反，使得徐向前不禁感到困惑和沮丧。 他在军帐中来回踱步，试图解析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命令背后的真实意图。 一天夜晚，徐向前召集了他的副官们进行紧急会议。 他们围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木桌旁，讨论着如何应对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变化，每个人的脸上都映着油灯摇曳的阴影，显得格外严肃。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集结，尽管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仅剩一万多人，却不得不面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马家军。 西路军士兵们在缺乏足够补给的情况下，仍顽强地抵抗着。 随着战斗的持续，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他们的弹药开始短缺，食物也接近枯竭。 徐向前和其他指挥官们不断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奔波，努力维持士气，同时寻找突围的机会。 马家军的包围网越收越紧，西路军的行动空间逐渐减少。 在这种绝境中，西路军的指挥部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分路游击。 徐向前在最后一次战术会议中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并鼓励将士们要保持信心，坚持到最后。 分路游击的过程中，西路军的每个小队都遭受了严重的挑战。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敌军的持续追击下，许多士兵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 一些小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或被歼灭，而剩余的部分继续艰难地向着预定的集结点移动，在艰苦的条件下，红30军的幸存者被重组为左支队，由李先念领导，他们在祁连山蜿蜒的雪线和冰谷中艰难前行。 到了4月29日，他们终于抵达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这里，他们与盛世才派出的接应队伍会合，并收到了空投的武器、弹药和食物。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了西路军，他写道：“在孤立无援的外线作战，任务不明确，举棋不定，是军事行动中的大忌。而西路军的状况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