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30章说：“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九成以上的学者会把这句话跟跟“兵者，不祥之器”联系起来，认为用兵之事，必得恶报。

比如苏辙《老子解》注曰：“圣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胜天下，虽或能胜，其祸必还报之。”

苏辙的注文，是把包括“不得已而用之”的军事行为，一股脑地打包否定，认为即使侥幸获胜，也祸患必然相随，苏注还以楚灵王、齐愍王、秦始皇、汉孝武帝的好大喜功为例说：“或以杀其身，或以祸其子孙。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就是说不是引来杀身之祸，就是殃及子孙后代，像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不是不报，只是迟早的报应的问题。

苏辙只是千千万万个如此解读的学者之一，无论如何措辞和表达，都不会离开“报应”二字。

果真如此吗？

既然“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何来“其事好还”之说？为什么几乎千人一面地把“其事好还”理解为因果报应？

首先，老子没有因果报应思想。“道”乃自然之物，它对于万物也不存在因果报应关系，它“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

道不是神佛，它没有亲疏利害贵贱之分，“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合于道则“得之”，疏于道，则“失之”，仅此而已。

因此，“以兵强于天下”的，“天下”则“以兵强”回应之，“不以兵强于天下”的，那么，“天下”则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它，“道”的回应如同空谷传响，它没有施加任何情感好无之回报。

其次，“其事好还”包括“为道”也有“回应”。上文说“不以兵强于天下”，下文说“其事好还”，是对上文的回应，即“强”有“强”的回应，“慈柔”有“慈柔”的回应，并非都是“祸患灾殃”的所谓“报应”。

朋友们注意到了吗，传统解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地把“其事好还”作为负面意义，予以否定的。而我认为老子不是那么轻率与武断，而是说：“以兵强于天下”和“不以兵强于天下”，其效果是不一样的。

正如王弼所说：“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于天下，况人主躬于道者乎？为治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欲还反无为，故云‘其事好还’也。”

就是说：致力于社会治理的总想有所建树而滋生事端，有道之君却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无为”，所以说“其事好还”。

吕慧卿说：以道莅天下，则天下如百川归海；而以兵强天下，则人亦将以之抗我。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怎样对待你。

河上公也有这方面的观点，他说：“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其举事好还自责，不怨于人也。”

就是说，为道的人主，顺应民心，则能顺服敌方。人主的一举一动成效如何，都是从自身查找原因，而不责怪他人。

河上公的解读也没有说“以兵强天下”就必得灾祸报应。

从他们的解读中，我们看出，所谓“以兵强天下”，只是对暴政的比喻，实行暴政则天下人“以暴易暴”；不实行暴政则天下归心。

王弼是把“佐人主者”当作“辅佐之臣”来理解的，其意即：辅佐人主的人，都不以兵强于天下，何况人主本人是“为道者”呢？所以，人主为道，致力于“为无为”之事，跟“兵强天下”的做法相反，即“其事好还”。

大致以此解释的“其事好还”的有唐玄宗、憨山德清、李涵虚等。魏源说：“以兵强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况人主躬于道者乎？因为他知“道乃善于回应”，为道则得道，为暴则得暴，如影随形。

帛书与传本有所不同，帛书两种版本只有“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而没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马叙伦先生认为，王弼、成玄英注本均无“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劳健先生也认为，在淮南王刘安时期，“大军过后，必有凶年”是一句俗语，大概是为了座位“师之所处，荆棘生之”的注文，被后人作为原文编入了。

刘笑敢先生则认为，楚简本不仅没有“大军”两句，就连“师之所处，荆棘生之”两句也无。则四句话全无。而竹简本《老子》文意已足，以上四句似无必要，要了反而易生误解。

综上所述，“其事好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用兵之事，必得恶报”，还有“不以兵强天下”的“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