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省份中，有好几个省都是成双入对出现的，比如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但是江西省，却孤独地矗立在这片土地上，在它旁边并没有一个江东省伴随出现。

“江东”这个名词，如今只能在史书中去寻觅其踪迹，比如在翻开楚汉风云的篇章时，去感慨楚霸王的命运，而却在今天的中国痕迹无存。

这背后的原因，还需深入历史的长河中去探寻。

当今的中国南方很多省份雏形都是发源于宋朝的“路”：宋朝的广南西路、广南东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西路都在后世最终形成了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这几个省；而当今四川省名字的来源，就是宋朝在巴蜀地区设置的四个路。

与此对应，宋朝时也是有江南东路的，范围大概包括今天的江西东北部、皖南、南京等地。而人们熟知的江南苏州、常州等地，并不在此路范围内，而是属于另外的两浙路。

应该是这个区划设置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宋朝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划界原则。江南东路北面以长江为界，充分考虑到江南江北长期分治民风不同的现实；东面不入太湖流域，吴语区单独形成了两浙路；只是为了保持江西与江东的面积平衡，西边据有了传统上属于江西的信江流域和鄱阳湖。

今天的大南京与旁边苏锡常关系冷淡，但却与皖南的芜湖马鞍山等地关系密切，看来还真是有历史渊源的啊。

但是江东却在后世的行政区划演变之中完全消失了，主要还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原因。

宋朝之后就是元朝，蒙古人粗枝大叶的，把宋朝的路全部取消，划分全国为几个面积非常大的行省。但是因为元朝的统治非常短暂，所以当时人仍然经常以宋朝的路来称呼某地。比如明太祖极其功臣集团，很多出身于安徽凤阳一带，在宋朝属于淮南西路，因为被称为淮西人。

其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又改元朝行省制为布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对于元朝的大行省进行了拆分。这次分省即洪武分省，是今天中国各省划分的直接历史来源。

在南方各布政司的设置上，洪武分省基本上恢复了原来宋朝的各路的区域划分。广西、广东、湖广（湖南湖北）、江西，从此重新出现在中国地图上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唯独在涉及到长江下游地区时，朱元璋没有继续延续从前惯用的以长江为区划分界线的做法，按照宋朝江南东路在此地设置一个江东布政司，而是把江南江北一起划进了一个首都直辖区直隶里。

这个区域非常之大，西边据有南京的西大门安庆，北边直达南京的北大门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南边全据富饶的太湖平原。后来又过一些年因为浙江太小，才把嘉兴湖州两地划入了浙江，但是吴语区因此分裂，苏州常州与嘉兴湖州从此隔太湖相望却分属于两个省里。

主要是因为老朱要加强中央集权，要确保足够大足够富的地盘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同时老朱是皖北凤阳人，把家乡提升成了所谓的中都，成了大明名义上的首都之一，既然首都肯定也需要中央直辖；同时把江北与富裕的江南共同划进了一个区域，也方便从江南移民到老家去。

清朝建立之后，把明朝几个面积过大的省都进行了拆分。此时已经改名叫江南省的南直隶，因为太大同样属于要区分省份之列。

在清廷决定拆分江南省的具体方式之时，他们摒弃了传统的以前朝代以长江或淮河为界线的做法，而是从中间纵向划了一刀分成了苏皖两省。

这样做传统官方的说法是满清考虑到均贫富，所以把较贫穷的江淮和较富裕的江南地区分到了一起。此外，这样做也可以把与运河沿岸的府都划进一个省里，避免漕运事务牵扯省际纠纷。

但是我认为，江南地区当时全中国反抗满清情绪最严重的地区，自然也会受到清廷重点照顾，满清统治者这样做也有故意掺沙子，让行政区划犬牙交错的阴暗心理，与蒙古人把汉中划给陕西如出一辙。

纵向把江南省分割，可以避免长江以南成为单独的行政区划，让此前具有反清情绪江南人以长江为天险割据自立，正所谓“今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把生活习俗文化认同完全不同的江淮人与江南吴语区强行放到一个省里，也可以让江苏人忙于内耗，无暇整合力量对抗异族统治者。

其实从地图上看，清朝划分江南省的这一刀是切偏了的。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文化上历史上看，大南京江宁府还是应该按照老江南东路的划分，到皖省内当省会更合适。

按照清朝划分苏皖省界的原则：大运河沿岸的府划进江苏，与大运河无关的府归安徽，南京也明明应当归属安徽省。只是南京当时是两江总督驻地，江南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得留在相对政治更重要经济更繁荣的江苏省内。

可怜大南京，从此被人为地与自己的嫡系小弟皖南芜湖马鞍山等地分割开来，空留“徽京”名号却只能隔省界相望。

假如江宁划入皖省，那么现在皖省的名字就不会叫安徽（安庆徽州）而是江安省（江宁安庆）;而没了南京的苏省，大概则会把扬州的名字加进省名里来，叫苏扬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