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志丹之死，在1942年11月的西北高干会议上，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贺晋年曾有过一段义愤填膺的批评：

“刘志丹出来之后，为什么只给他一个烂部队，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想。”

“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的时候，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我们西北的革命领袖就是这样被害死了……假如不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这个队伍不会搞掉的，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的。这个就是蒙蔽中央，欺压下级。”

关于这个问题，刘志丹曾经的老战友、老部下张秀山晚年也有回忆，他说：

在东征期间，原西北红军领导人阵亡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先是红27军84师首任师长杨琪，接着是志丹，不久又传来原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同志也牺牲了。他们都是经受多年战火考验，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可是他们牺牲时，身上还背着“机会主义”的罪名，这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难以容忍的。

由于当时张秀山在距离陕甘宁较远的地区工作，兵情阻隔，他无法直接向中央提出申诉。1937年8月，张秀山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发现当年负责刘志丹案件的一位负责人，此时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机会主义”的言论。他忍无可忍，给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中央调查了情况后，在1938年的蓝家坪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这位负责人，将他调离了陕甘宁。

“直到这时，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罪名才得到纠正。”（《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在张秀山的回忆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这个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刘志丹在牺牲前的心理历程——当时刘志丹尽管已经复出，但有些人还将他当作犯错的同志看待。刘志丹对此非常激愤，于是决定到战场上去证明自己。

据张秀山回忆，在东征前的一个夜晚，他和刘志丹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这也是张秀山和刘志丹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刘志丹对他说：“我们倒是不是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如果刘志丹不是被人诬陷，不是那么迫切地想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可能就不会牺牲了。同样，我们可以猜想，杨琪、杨森两位同志的牺牲，是不是也和这种“自证清白”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贺晋年将军在他的发言中，把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他当年的上司，陕北红军的领导者之一郭洪涛。在张秀山的回忆录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郭洪涛的严厉批评。但事实上，郭洪涛并不是唯一一位应该对这个历史事件负责的人。

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郭洪涛，以及1934年到1935年发生在西北红军内部的那次“剧变”的来龙去脉。

郭洪涛是陕西人，1925年入党，后来一直在陕北红军中参加工作。1934年，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是政委。

当时的陕北红军和陕北特委，是在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的。而当时的北方局，深受王明路线的影响。1934年2月，郭洪涛向陕北特委传达了北方局的一系列盲动政策，并给北方代表写了秘密报告，说陕北存在一系列的“机会主义”问题，对红26军提出了大量诬陷，并对刘志丹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这是一份性质非常严重的诬告信，对临时中央和北方局、朱理治和聂洪钧都起到了严重的误导作用。

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局对陕北的情况非常重视。7月，北方局派原河北省组织部长朱理治来到陕北，8月，上海临时中央派聂洪钧来到了陕北。

据聂洪钧后来回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临时中央的同志找他谈话，告诉他刘志丹有问题，“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问题。”换句话说，郭洪涛这个“老陕北”是“里应”，朱理治、聂洪钧这两个“钦差大臣”是“外合”。

朱理治、聂洪钧来到陕北后，立即就对陕北红军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同时还激进地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任务”，要求陕北红军巩固陕北和陕甘宁，“把陕西和四川、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陕北的同志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反驳说：“理治同志，你既然批评我们是‘枪杆子万能’，又给我们‘枪杆子’提出这样宏伟的任务，这不是自我矛盾吗？”刘志丹也开玩笑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是严重的脱离实际。”

由于陕北红军没有按照他们的指示，执行冒进的军事计划，他们很恼火。加上固有的偏见和错误的认识，在这期间，他们曾设想对陕北红军的工作进行“严厉整顿”，但是，他们毕竟是“外来之客”，陕北的同志又都不支持他们，他们就只能有其心而无其力了。

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这年的9月15日，这一天，红25军来到了陕北。用张秀山的话说就是：“从此，情况发生了变化。”

9月17日，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时任红25军政委）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在永坪镇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开的很严厉，会后，刘志丹被撤去西北军委主席之职务，由聂洪钧接替。一场“严肃的整顿”也从此在陕北拉开了序幕……

10月19日，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听说这件事，中央高度重视，立刻派李维汉、贾拓夫、王首道等人率先前去调查，要求“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全面接管了陕北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央的到来，挽救了西北的革命。

后来朱理治回忆说，他在发现出现错误后，马上就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协助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一直到11月，朱理治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他并不认为这件事完全搞错了，而是认为“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志丹）、高（岗）是错误，刘、高右并受利用也是错误。”

在1945年的西北问题座谈会上，朱理治回忆这件事时表示：他当时的这番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他对此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在此次事件中，还有另外一位我们比较熟悉的关键人物，他就是时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的戴季英（原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在这次事件中，戴季英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事后，中央认为，他“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

在1942年的西北高干会议上，很多人批评他擅发逮捕刘志丹的信件，戴季英辩驳说：“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并且说：“理治、洪涛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我搞得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不听指挥，你们以后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长呢?”

应该说，戴季英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当时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无法起到决策性的作用。当然，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这件事中确实负有严重的责任。

在历史上，中央对35年的西北历史问题进行过5次讨论，这5次讨论是不断深入的，使得这个历史问题最终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了解这5次讨论的结论，对我们了解这个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次讨论是在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当时中央以果断的手段制止了事件的进一步发生，并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面保卫工作的戴季英，和在前方主持保卫工作的聂洪钧两位同志负责。并对戴季英从轻给予了“最后警告”，对聂洪钧给予了“严重警告”。

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军事、经济等条件都非常窘迫，加之王明的错误当时并未被广泛认识到，所以这个问题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第二次是在42年西北高干会议期间，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而全面的讨论，让大家对这个历史事件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之前受到处分的戴季英和聂洪钧都认为，他们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负主要责任，他们是执行者，并非真正的决策者。

如前文所引，戴季英辩驳说：“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并且说：“理治、洪涛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我搞得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不听指挥，你们以后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长呢?”

聂洪钧也说：“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理治）、郭（洪涛）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封信指名要逮捕刘、高等人的事实。”

贾拓夫在发言中也指出，朱理治、郭洪涛在这件事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张秀山在发言中说：事情走到那一步，“个别人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现在他对于这个问题还是不认识。”

朱理治和郭洪涛随后也做了发言。

毛主席在11月21日、22日的讲话中，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的错误给予了定性。

42年12月，中央在对此案的《决定》中指出，这次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是朱理治、郭洪涛，同时保留1935年对戴季英、聂洪钧二人的处分。

第三次是西北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对42年西北高干会议的一次总结和丰富，也可以说是42年西北高干会议的继续。在这三次讨论（35年、42年、45年）之后，西北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到了1954年高饶事件后，事情又短暂地发生了一次转折：郭洪涛借着高岗出问题的机会，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当时陕北特委和他本人执行得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撤回42年和45年两次讨论中对他们的结论。

1960年4月，中监委在《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35年陕北的历史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在这个《意见》中，郭洪涛的名字被抹掉了。

1981年，郭洪涛连续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解，并说中央在1960年已经对他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查，肯定了他当年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这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83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由李维汉、王首道等人组成的五人小组，和原陕北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张秀山、贺晋年、郭洪涛、刘景帆、崔天民、李铁轮等人共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郭洪涛申辩自己从未给北方局送过诬陷红26军和刘志丹等同志的秘密报告，大家针锋相对地指出：“你如不承认向北方代表写过诬陷报告，那只有公布历史档案。如果历史档案证明你打过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到了那一步，中央就按照42年西北高干会议确定的原则行事。”郭洪涛于是无话可说。

到1983年7月13日，经过3个月的热烈讨论，五人小组和陕北老同志代表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郭洪涛也签了字），重申了42年高干会议上对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澄清了是非，维护了党史研究的严肃性，也避免了人们今后再对这个问题发生不必要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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