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后，解放军搜寻二个多月，却不见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下落，他是逃去台湾还是潜藏起来了？

1950年2月的一天，江安县的公安局长孙仲远收到情报，说从宜宾开来的永利号轮船上，潜藏着国民党中将宋希濂。

孙仲远不敢大意，马上召集干警开会，有人质疑说：“我听说宋希濂已在大渡河被俘虏了，怎么又冒出一个，不会是消息有误吧？”

孙仲远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有可能是把人搞错了，我马上向军管会请示一下。”

宜宾军管会收到孙仲远的请示后，马上核实情况，很快回电：永利号轮船上的可疑人员不是宋希濂，极大可能是王陵基，对船上年龄五十多岁，身穿蓝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员，要甄别排查。

王陵基是川军元老，和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被称为“五行将军”。五人中，刘湘早已病逝，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起义，杨森在成都解放前夕，包租飞机带着家人逃去了台湾。

西南解放后，解放军根据情报得知，在胡宗南逃走后，王陵基曾在李振、李文的兵团部出现过，而在李振、李文率部起义后，王陵基却下落不明。解放军分析后，认为当时已无逃往台湾的飞机，从陆路逃的话难度很大，王陵基极大的可能是藏在四川某处。

宜宾军管会在掌握了王陵基有可能乘坐永利号轮船逃走的情报后，让孙仲远组织人员在江安码头布控，在船到时第一时间控制住。

孙仲远将公安局的干警抽调了大部，将他们分为三组，第一组部署在上游江滩，第二组在码头等候，第三组在下游江滩拦截。

出发前，孙仲远叮嘱三个组长：“王陵基如果真的在船上的话，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如果让船只东下，去了武汉的话，再抓就难了。”

当永利号轮船行驶到江安上游时，一组的干警大声喊话让停靠接受检查。不知是未听清楚还是故意为之，轮船径直驶过。

船过了上游将到江安码头时，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看样子是准备强行过去。孙仲远见状，果断下令开火警告，当机枪打出的子弹在轮船不远处溅出水火后，船长见势不妙，慌忙下令向岸边停靠。

船靠岸后，孙仲远带着三组的人登船搜查，船长吓得连连解释说：“船上的乘客没有到江安的，我急着赶路，这才引起了误会。”

孙仲远说：“船上有可疑人员，需要进行甄别。轮船暂时停靠，让客人们在江安过夜。你也不必担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明早就可以放行了。”

在对乘客逐一辨认后，一个自称“戴正名”的商人引起了孙仲远的注意，此人五十多岁，穿着蓝色长衫，虽然没有戴眼镜，但能看出视力不大行，而且鼻梁上有明显的压痕。

孙仲远将戴正名带回公安局的审讯室进一步甄别时，问道：“你给我们说的是假名吧？”

戴正名惊了一下，连忙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孙仲远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戴正名说：“我是开县人，主要是往来周围各县，贩运些布匹、盐巴。”

孙仲远追问：“你是开县人，怎么一嘴的乐山口音。王陵基就是乐山人，你认不认识？”

戴正名说：“王陵基不是早就和胡宗南去了台湾。”

孙仲远说：“你一个小商贩，是如何知道王陵基、胡宗南的事情？”

戴正名满头大汗，胡乱解释了几句后，便低头不再说话。

孙仲远对戴正名的真实身份，心中确认了七八，为了保险起见，他派人去找认识王陵基的人。当金叔衡（王陵基的旧部）出现在戴正名面前时，戴正名无奈的说：“我就是王陵基。”

在接下来的审问中，王陵基讲述了在这三个月来的行踪。

原来，王陵基在随李文兵团行动时，得知李文要率部起义后，马上遣散身边随员，连夜只身逃走。

王陵基一路辗转后，逃到了宜宾，住在一个杨姓亲戚家，整日闭门不出。王陵基的身份引起了杨家保姆的怀疑，后来在王陵基搭乘永利号轮船离开，杨某去送行时，保姆趁机去向当地公安局报告。

当地公安局根据保姆的表述，误以为是宋希濂，便将情报反馈给了江安县公安局。后经军管会进一步核实，这才判断船上的人是王陵基。

王陵基被抓后，送去了重庆关押，和早一步到的宋希濂，住在同一个房间。后来，王陵基、宋希濂等人，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改造。

按照沈醉的说法，王陵基是功德林战犯中，唯一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上将。其实细究起来，王陵基这个上将，多少有点名不副实。

老蒋在抗战中后期，为了拉拢川军将领，将王陵基、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孙震等人授予“中将加上将衔”。

“中将加上将衔”是个特殊的存在，可以肩挂三颗星，但实际上还是铨叙中将，薪俸按中将最高给予。

抗战胜利后，王陵基担任的职务主要是省主席，老蒋便让他退出现役，转为“备役上将”。

即使如此，这在功德林也是独一份的存在，原任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王耀武、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人，别看指挥的部队不少，军政地位很高，军衔也都止步于铨叙中将。

靠着原国民党军“中将加上将衔”、“备役上将”的头衔，王陵基成为功德林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