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初一，奉天省南路道，沈阳县。

沈阳城车水马龙，买卖兴旺，人头攒动，一片繁华鼎盛的好景象。

位于沈阳城东南角的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门前人头攒动，今天是新一个学年开学的日子。

本科24班的二年级学生李春麟，手里拎着藤箱一边从马车上跳下来，一边与相熟的同学打招呼。

他头戴灰色短檐平顶制帽，身穿浅灰色青年服，脚上是制式黑皮鞋，左胸口上的校徽在初秋的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李春麟今年17岁，来自奉天省东边道通化县，家里在镇上开一个小山货铺，属于很平常的家庭。幸好李春麟的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在民国九年（1920年）初级中学毕业之后，即考入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图的就是学校衣食住宿、学杂费等全免，每月还发给一元钱的日用品购买补助。

唯一的缺点就是路途过远，交通往来不便，每次寒暑假都要搭大车队走十几天，大车店住得够够的了。暑假在家里的一日三餐也都是高粱米饭、白菜汤，吃一顿杂面馒头加豆腐菜都算改善生活了。

想起这些，李春麟不由舔了舔嘴唇：今天是开学日子，食堂中午可能会加保健菜——坛肉、烩海参、干烧黄花鱼，等等，不一而足。

即使不加保健菜，平时午餐饭菜标准那也是盖了帽，一般小地主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这么吃。

不过前提是寒暑假不要收到“四分邮票”——反正李春麟在这个暑假确实是没收到，不过他还是颇有危机感，暑假在家里对于数学几何与物理化学颇用了一些功夫预习，草纸都用满了一大摞。

用后世的话说：大家都在卷起来，毕竟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争取五年学制顺利毕业。

虽然当时的师范属于是定向生，毕业之后哪来回哪，而且必须是做教员。但教员拿的薪俸可相当高，对于这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师范生而言，已经算是人生小巅峰了……

01

民国七年（1918年），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全面执掌东北的张大帅，为更好的经营东北，在首席智囊王永江的建议下大办师范教育，以培养实用教学人材为要务，对东北高等与预科师范学校进行重组。

以奉天省为例，在民国八年（1919年）成立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全省范围内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的本科师范生，五年学制，毕业之后充任高小教员。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的校址是在今天沈河区小南街三段第八中学一带，原本是满族子弟专用学校，奉天省拨付55万银元进行扩建，有完备的楼堂馆舍，房屋数百间，包括教室、图书馆、宿舍、盥洗室、餐厅等。

因经费保障充裕，所以学校所建的化学实验室拥有各种仪器模型、化学制剂、博物挂图以及动植矿标本等，而且还专门设有游艺室，提供象棋、围棋、跳棋等。

体育场有标准篮球场地、排球场地、网球场地，一应运动器材具为完备，此外还有军乐、鼓号以及各种打击乐器，以供学生组织文艺节目表演之用。

之所以能有如此完备的办学条件，得益于奉天省财政厅每年划拨给一师的学生补助经费10万银元，雷打不动——即使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当中奉系惨败，为了谋划再战而军费骤增，政府职员薪俸削减，但包括一师在内的师范学校办学经费也没有少一分一文。

一师所有在校学生学杂费全免，衣食住宿全额补贴。在校生禁止穿奇装异服，春夏秋三季一律穿黑灰两色制服，戴制帽，穿黑皮鞋——以上一律由学校统一免费配发，一年两套。

只有在冬天可以穿棉袄夹裤，戴毛皮棉帽，以御寒保暖，但必须简单朴素——实际也必然是简单朴素，因为入读学生基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原因就是“定向”……

02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定向办学模式，即毕业之后哪来回哪，比如来自都洮昌道通榆县的学生，则毕业之后只能回通榆县立高小当教员。

当然，如果毕业生学习成绩优异且家境殷实，也可以升入大学。但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毕业之后即任教，较少升学者，一个是因为家境普通，无力负担升学之后的费用；另一个是师范培养模式之下，重视教法与实务，所学除国文之外，英文、算术、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等都不及高级中学课程高深。

而且因为要培养全科教员，方便教学，所以学生在校期间还要学习音乐、体育、美术等，这种杂糅式教学使得学生在升高等教育考试中处于劣势。

然而虽则是定向生，但省内报考者仍是趋之若鹜——毕竟这对于家境普通学生而言，完全免费、毕业后成为高小教员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只是受到当时交通环境影响，一师在省内各地报考学生人数方面有明显差异，辽沈道的学生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二，尤其是沈阳县、辽阳县就占了三分之一。

至于东边道、洮昌道则明显过少，特别是长白县、临江县、通化县、通榆县、洮安县、宽甸县，每年各县唯一二人而已，甚至挂零。

但这些地方也有好处：毕业生回县之后无一例外全部进入县立高小任教，旋即升任校长。

反观沈阳县毕业生虽然理论上可以在省立高小任教，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人事关系，最后只能是到四乡（今沈阳市四个郊区）任教——看来什么时代都一样，懂的都懂……

但是当时高小教员的薪俸相当不错，每月能拿50-80银元，这在当时不用说是东北，就是北平、上海也算是高待遇。

小编在“关东旧事”系列当中写过放排人、伐木人、挖参人、开更人，还有车老板、粉匠、纸匠，他们有技术、有能力、有胆识，能吃苦耐劳，经常面临生死大关，实际年收入平均也就200-400银元。

反观这些高小教员，在教室里拿着教鞭就可以在薪俸上超过这些手艺人，而且在旧时东北地区教员的社会地位高，颇受尊重。尤其是在乡村，只要是红白喜事，即使家里没有学生就读，也会恭请教员坐上首吃席。

地方缙绅、会首也会在三节邀请本地教员宴饮。

03

在旧时东北能够一年四季都吃大米白面细粮的少之又少，一般买卖铺户老板、中小地主都办不到——平时能够细粮搭配粗粮吃的，都算是富户。

但是师范生的伙食虽然是免费的，但质量却令人咋舌。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官费伙食标准是每生每月6银元——同一时期，北平城一个三等巡警每月才赚6.5银元。

学生的早餐是粳米粥（粳米即大米）、花卷、咸菜，午餐是两荤两素四个菜，粳米干饭管够。

晚餐是两个素菜，白面馒头。

一日三餐全是细粮，因明令不允许在餐桌上出现粗粮。

素菜基本是根据时令采办，比如茄子、韭菜、豆角，如果是冬天则是以酸菜、白菜、土豆为主。

荤菜基本是猪肉炖粉条、鸡肉炖蘑菇、酸菜汆白肉、豆腐烧肉、溜肉段、木须肉之类。

每个星期六或者是特殊节日等会有加伙，称“保健餐”，可以吃到坛肉、烩海参、干烧黄花鱼之类的硬菜。

所以学生对于伙食无不赞不绝口，以至于寒暑假放假之后对于家里的伙食完全不适应，有的恨不得没有寒暑假，一年四季都待在学校里不出来。

毕竟能吃这个标准伙食的，一般小地主家庭肯定是想都不要想。

每月6银元的伙食费，如果是十口之家那么每月就要支出60银元，每年700银元——能买7亩上等好地，这对于嗜好买地的老地主而言，无异于拿刀子割肉……

04

学生享受良好的待遇，也需要遵循严格的校规校训。

当时师范学校的学风、校风极严，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就寝，有专门的斋课点名。

对于学生日常表现有记功与记过，三小功为一大功，三小过为一大过。功过之间可以相抵，如记满一个大过，则直接开除。

比如发现吸烟、饮酒、无故缺课、未及时起床或就寝，每次是为一小过；打架斗殴直接就是一个大过。

而记功则是以课业表现为准。

课业表现良好的可记功，课业表现较差的不记过，但是会评定甲乙丙丁四等，其中“丙等”官费减半，“丁等”函告停学或者是转学。因为课业表现是以期末考试为准，所以函告停学或是转学都是在寒暑假邮寄。

又因为省内信件贴的邮票面值四分，所以当时有“四分邮票”之讥——言即收到停学或是转学信函。

这种高规格的在校生活待遇与严格的课业要求，使得能够顺利毕业的师范生大部分都具有高水平的品行与能力，成为高小、初级中学的教员中坚力量，这也促使当时东三省中小学办学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截止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拥有小学1.5万所，在校学生数量近90万人。小学适龄人口（含女生）入学比例达到50%以上。

能够为东北地区的36所高等院校输送大量的高素质生源。

即使无法升入中学、大学，这些高小毕业生因为接受过相对完整的基础教育，可以更好的胜任工商业职位，所以东北工商业发展也进入井喷时代，沈阳城的南北市场、中街等地，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有工商户2.6万户。

东大工厂、惠临火柴厂、八王寺饮料公司、东兴染织、奉天纱厂等都是超大规模的企业。

仅仅是奉天军械厂就有1500名工程技术人员，而平均年龄只有26岁——显然这都是得益于1918年开始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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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停学，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复课，改称维城学校，转而以培养伪满洲国奴化人员为要务……

本文开头的李春麟毕业之后回到通化成为教员，后担任教育科长，九一八事变之后参加“安东教育救国会”。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李春麟与女中校长修禄、农中校长杨培伍等一起，被日寇杀害。

在东北沦陷的14年时间里，因“拒绝配合开展奴化教育、坚持参加反日斗争”而被逮捕杀害的教员至少有190人。

而直接参加东北抗联的教员也是数不胜数，比如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有崔庸健、王雪峰、唐吉昆（“八女投江”中冷云的老师）、张耕野、纪儒林、张玉衡、李维民（《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的原型）、韩守本、肖丹峰，等等。

此外，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也是高小教员出身。

以上只是有名有姓的，至于没留下名姓的更是不知凡几。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当中壮烈牺牲——真的是没有白吃东北父老牙缝里省出来的细粮，凛凛风骨，傲立于白山黑水！